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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历史]隐公元年:作为观念史的历史-2-郑伯克段于鄢[第1页]

作者:好熊熊逸  更新时间:2017-05-14 2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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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隐公元年》的新写部分,不在原帖更新了(那部分还有不少要改的),开新帖吧。
    注释照旧罗嗦了点,因为我在正文里一般是讲白话的,古文原文就放在注释里了。这样也便于大家参照,给我挑毛病也容易找目标。
    写得很慢,不能保证更新时间。
    欢迎大家多多(有理有据地)给我挑错。
    
    
        【郑国的立国与迁徙·从郑国东迁看古人的家国观念】
        
        
        
        郑国的建国及相关史事,向来疑义重重,分歧众多。
        
        一般而言,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少子,i这位周厉王就是被“国人暴动”赶下台的那位名人。周厉王下台之后被流放到了彘地,有学者推测说郑桓公就是周厉王在彘地的流放期间生下来的。ii
        
        周厉王下台后,经过了一段“共和行政”,王位又被交在了周厉王的太子手里,是为周宣王。有人说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同母弟弟,也有人说他是周宣王的庶弟,总之,他在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始封于郑,iii封地大约在现在的陕西华县(一说凤翔),iv其性质或当属王子之采邑,而非畿内之诸侯v(大约在东迁以后郑国才由采邑变为诸侯国)。vi郑桓公之称“公”,因为他“为王卿士”。vii颜师古为西汉的蒙学读本《急就章》作注,说郑国后人有以国为氏者,这就是郑姓的起源。viii现在从甲骨卜辞来看,郑国之得名或是从殷商遗民之郑族而来,ix《急就章》的说法大概得被修正为“起源之一”了。
        
        桓公之郑地处陕西,毗邻宗周中央政府,x郑桓公又是王室至亲,一身二职,既是郑地之主,又是周朝的中央高官,我们当下故事里的主人公郑庄公便世袭着祖上的中央与地方这两种身份。
        
        据《国语·郑语》,在西周的末代国王周幽王的执政期间,郑桓公在中央担任司徒。司徒在西周属于“三有司”之一,职责大约是掌管国土资源、徒役征发和农林牧副渔,兼管带兵打仗。xi郑桓公“和集周民,周民皆悦,河洛之间,人便思之”,xii政绩斐然,很得人心。但在大环境上,末世的气息日重,郑桓公是个聪明人,眼看着大厦将倾,知道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总得有个自保之计才好。
        
        周王室的日薄西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王权力量不强本来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国人暴动”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西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东方诸侯日渐自重,对王室不再那么热心了,而陕西的王畿本来地方就小,资源又少,越发难以应付不断繁殖中的王室的开销。原有的等级秩序也不那么牢靠了,一些贵族开始变穷,而一些平民却开始变富,这种现象在以等级为本位的社会里是很有危害性的。
        
        于是,所有这一切都悄然地动摇着王室的根基。西部与北部的外族入侵不仅使王朝疲于防备,而且外来人口的增多渐渐使得王畿附近本来就很有限的土地资源变得更加紧张了。老天爷也在给这个没落的王朝雪上加霜,大地震不但摧毁着人口和经济,也撼动着人们日趋薄弱的道德观念。我们现代人可以从那时一些青铜器的残片上读到,已经有贵族们在大崩溃的前夜弃家而逃。xiii一些大型青铜礼器不便携带,被窖藏起来等待河清海晏之际主人回来挖掘,等主人一直没等到,等到的却是两千多年之后的考古队。xiv大厦就要垮掉了,虽然不清楚具体会在哪天垮掉,但肯定是要垮掉的,而且不会让人等得太久。聪明的郑桓公已经嗅到那山雨欲来的味道了。
        
        总要有个妥善的自保之计策才好,郑桓公便去找史伯,请教避难之法。
        
        史伯是王朝史官,宋仁宗至和元年曾经发现过一个“周史伯硕父鼎”,xv黄伯思《东观余论》推测鼎的主人就是这位史伯,硕父是他的字。xvi这位史伯见识过人,当即给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说这里为什么去不得,那里为什么去不得,又特别指出将来周王室衰落之后,芈姓(楚国)、姜姓(齐国)和嬴姓(秦国)将与姬姓诸侯(晋国)相消长,招惹不得,而唯一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济水、洛水、黄河和颍水之间。这个地方没有大国,矬子里的将军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东虢国,一个是郐国(都在今天河南境内),xvii两国的国君各自倚仗地势的险要,骄傲怠惰,贪财爱利,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您如果以担忧王室之难为由,向他们那里安置妻子、寄存财货,他们一定不会不答应。等周王室一旦败落,以他们的性格一定会背叛于您,那时候您就可以率领成周的军队,以正义之师讨伐有罪之人,凭您在周朝这么高的威望,断然没有不成功的道理。等灭了虢、郐二国,附近的邬、蔽、补、丹等八邑一并收了,从今往后,您这片地盘颍水在前,黄河在后,洛水在右,济水在左,祭芣山、騩山,饮溱水、洧水,遵先王之旧法,这一新的基业也就基本巩固了。xviii
        
        史伯的这番话现代人不大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习惯了现代国家寸土必争的观念,家园一定是要誓死保卫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古人往往把生存放在第一位,领土观念不是很重,他们信奉的是树挪死、人挪活,有了麻烦就搬家。这在古代社会属于世界范围里的常态,比如时代相近的希腊世界就是:“现在所称为希腊的国家,在古时没有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当各部落经常受到那些比他们更为强大的侵略者的压迫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土地。”xix
        
        依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不得不背井离乡之后,要么会惦记着落叶归根,要么会矢志于收复故土,但古人的观念并不如此,这似乎是世界许多民族所共同的,他们对“祖国”的观念不是领土,而是祖先神灵之所在——其具体形式一般就是宗庙。《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虽然事实上“都”与“邑”可以通称,xx但这里所表达的一个核心观念是:祖先之牌位就是一国之灵魂。xxi
        
        以郑国为例,在陕西是郑国,到了河南也还是郑国,祖宗牌位在哪里,郑国就在哪里(其实郑国开国时的祭祀情况有点特殊xxii)。我们还可以看看古希腊的迈锡尼人,他们曾被逐出境外,散落各地,戴伯人很希望他们能够回归故土与斯巴达人为敌,而他们很难说服这些迈锡尼人。后来,受了伪造的神喻的蛊惑,迈锡尼人终于决定在戴伯士兵的护送下返回家乡——但他们不肯真正地回归故城,因为他们认为那里受到了侵略的污辱,所以需要找个地方另筑新城。筑城之始是有一套宗教仪式的,他们相信包括祖先神灵在内的诸神在旧城遭受侵略的时候已经离他们而去,所以需要通过仪式请神灵们来住新城。与神同住是他们最在意的事情,也是宗教典礼的目的所在。xxiii
        
        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世界里,“爱国”明显被表现为一个重要而普遍的观念,对罪行处罚之严厉者即是“放逐出祖国”,而这种观念的背后实际上的宗教的观念——放逐伴随着对宗教权利的褫夺,因此,被逐出国境只是表象,被逐出宗教才是实质。照罗马人的说法,被放逐即被禁止了火与水——火即祭祀之火,水即洗礼之水。在那个宗教意识浓厚的时代,放逐意味着绝祀,这绝不比死好受。xxiv罗素在叙述希腊社会的时候曾经把宗教与爱国热情并置,说:“希腊思想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为止,一直为希腊人对城邦的宗教热诚与爱国热诚所支配。”xxv而事实上,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划归到前者的范畴之下的。
        
        我们要时常注意观念上的今古之别。在古人那里,领土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具有“神圣”属性的事物一般只有“神”和“圣”。
        
        
        
        郑桓公依计准备,作了放弃原有土地而另觅新居的打算,虢、郐两国也乐于安排地方寄存郑国的人口和财产。据有些人的原心之论,他们这是和二战期间的瑞士银行一样,等天下大乱,存钱的人杳无下落,自己也就大大地发达了。而郑桓公也不地道,惦记着灭国夺地,使的是欲擒故纵之法。xxvi
        
        郑桓公当时正是周王室的一位实权人物,虢、郐二君也乐得向他示好,xxvii而郑桓公这番作为,“实际上,就是桓公先派遣自己的家室及部族在上述十邑边鄙之地开垦荒地以建立自己的殖民新邑,为东迁其国作准备。这样,就使自己有了立国之基,既为其攻陷虢国都邑积蓄经济与军事实力,又为其攻虢国国都邑创造地域之便”。xxviii
        
        尽管后人对郑桓公有一些极高的评价,但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不符合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忠臣形象。——《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据《毛诗序》说是“大夫刺幽王也”,诗中一名叫做皇父的中央高官,擅权专政,又在向地建城,忙着搬家,顾炎武以极为感慨的语气评论道:“以皇父这样的首席大员都忙着给自己找退路,其他那些中央高官也跟着有样学样,百姓们有车马的也往外跑,可见国事已然不可救药,大厦将倾就在目前了。连郑桓公这样的贤人也随了这拨大流,其时之国势可知。这种不顾君臣之义的溜号行为该以皇父为首。想晋代的大名人王衍,见到中原已乱,便想办法安排弟弟王澄和族弟王敦分掌荆州和青州,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两个各据一方,我原地不动,这就是狡兔三窟呀。’这些鄙夫心里的小算盘时隔千载竟然也如此合拍合节吗?”xxix
        
        顾炎武严辞恳切,似有感时伤事之心,虽然后来阮元很煞风景地考证说皇父是“以正臣蒙权党之名”,被冤枉了。xxx——顾炎武的感慨本自《毛诗》郑笺,是千古不移之经典,所以阮元的工作大约近乎于现代人给秦桧平反。但无论如何,xxxi幽王时代国势险恶总是真的,朝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转眼间兵连祸结,周幽王一命呜呼,郑桓公虽然很会为自家打算,但关键时刻还是站出来忠心护主,结果死于国难xxxii(他在《东周列国志》里被描写为一个精忠报国的悲剧角色)。
        
        郑国的顶梁柱现在变成了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xxxiii国仇家恨之下,他该怎么办呢?——郑武公继续执行史伯当初所定的大计,xxxiv一方面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一方面为自己拿下了东虢xxxv与郐国,xxxvi吞并八邑,鸠占鹊巢,把原来的寄帑之地变成了自家地盘,xxxvii更把旧部从陕西迁到河南,另建城邑,仍然以“郑”为号,地点就是原先的郐国都邑,现在的河南新郑。xxxviii
        
        有人作过一个比较大胆的推测,说《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说的就是桓、武两代寄帑迁国之事,诗中的留子嗟就是郑桓公,字多父,留子国就是郑武公。如清人陆奎勋《陆堂诗学》,xxxix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皆持此论。xl
        
        留子嗟、留子国,这两个名字看上去不像和桓、武父子能发生什么联系。而据《公羊传·桓公十一年》,郑国当初先是在留地定都(这应该是武公东迁不久的事情),xli武公xlii手下有人和郐国国君关系很好,而且和郐国国君的妻子关系更好,好到通奸的程度,郑人于是借通奸之便吞并郐国,之后才把国都从留地迁到郐国故都,是为新郑。xliii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推测说:“郑国向郐国寄存人口和财货,这就有了进入郐宫见到夫人的机会,后来大概是埋伏甲士发起袭击吧。”xliv《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想娶狄君的女儿,富辰进谏劝阻,列举了一系列女人生外心而导致亡国的例子,其中就有“郐由叔妘”。xlv——如果此事属实,xlvi郑国这边好像不大光彩,而更不光彩的是:元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xlvii和清代公羊大师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都把这件事说成是郑武公自己干的。xlviii但古人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一般会先说郐君非礼,因为郐国是妘姓国,叔妘是妘姓女子,而“同姓不婚”是周人礼制之大防,所以郐君无道,十分“非礼”,因此而亡国也大有咎由自取的成分。清人姜炳璋《诗序补义》就论证所谓“郐由叔妘”只是说郐国国君娶了同姓之女为妻,违背礼制而而招致灭亡,而郑武公如果是因女色而夺郐,还哪能被称为贤君呢?xlix
        
        在经学家眼里,事情至此而至少有了两说。一是桓、武父子于本国为贤君,于天子为良臣,攻灭虢、郐属于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二是桓。武父子得国不正,又是阴谋诡计,又是男女私通,上梁不正下梁歪,《诗经·郑风》多是女人勾引男人的淫诗和这两代开国领导人不无干系,而且前两代得国不正还导致了后代子孙有样学样,争夺不休(郑庄公和共叔段就是一例)。l
        
        在这两条主线之外,还有说郑国之灭虢、郐是属于政治斗争的,因为在周幽王、周平王父子相残的事件里,郑国站在周平王一队,虢国和郐国站在周幽王一队。li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先不去管,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古人对于“得国”的正义观:评判得国之正义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顺天理、应民心,而不在于是侵略还是防御。
        
        
        
        无论如何,郑人成了事实上的胜利者,灭郐之后便由留地迁都,以郐都为新郑。正是郑人在留地的这一短暂过渡期里,留下了那首《丘中有麻》,以留称郑,所以留子嗟、留子国就这样和桓、武父子搭上关系。留地后来并入陈国,改称陈留。lii
        
        史事诗证并不止这一首《丘中有麻》。《诗经·王风·黍离》那句深沉的慨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据清人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认为“此何人哉”很可能说的就是郑武公、晋文侯和卫武公三人——这三大诸侯当时既为王室所倚重,更为天下所仰望,如果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一心为国,大局定有可为,周室也不至于东迁洛邑。但是郑武公不敢与犬戎作战,晋文侯、卫武公也是地盘主义,各怀私心,终致周室中衰,这才有了诗人的黍离之悲。liii
        
        
        
        这些议论是否中肯,说不清楚。着眼于现实,郑武公忙着在国难时分为自家灭国略地。在被他灭掉的诸侯当中,郐国是个妘姓诸侯,属于外姓,而且据说郐国国君不务正事而搞得国内人心离散,liv但是,东虢国却是姬姓诸侯,按说是郑国的同宗,如果这段事情也被《春秋》记载的话,按照春秋大义,灭同姓之国可是大罪。郑桓公和郑武公时代都早,因此而逃过一劫。而这个东虢国,就是《左传》里姜氏向郑庄公请求封共叔段以制地的那个制地之所在,制地或即东虢之都城。lv郑庄公推辞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说的也正是当初郑武公灭虢的这段往事。
        
        而史伯所谓“八邑”之中的头一邑“邬”,据《国语集解》徐元诰引《路史·国名纪》,为妘姓之国,在河南偃师,而宋庠本“邬”则作“鄢”。lvi若依后说,则八邑之鄢也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之鄢,地点在河南鄢陵。
        
        郑武公迁国,黄河在后,洛水在右,济水在左,祭芣山、騩山,饮溱水、洧水,正是中原腹地,又经过一些发展与扩张,疆域大约是今天的河南省中心地区,lvii或说“春秋郑疆大致与今郑州市的行政所辖相当”。lviii
        
        新郑城垣夹于溱、洧二水之间,确实可以“饮溱水、洧水”了。——“饮溱水、洧水”还可见于《诗经·郑风·溱洧》,依《毛诗序》的说法,这是一首讽刺诗,但韩诗之说似乎更加可信:郑国风俗三月上巳之日在溱水、洧水例行招魂仪式,拂除不祥。而相悦之男女便在水滨相约,互赠芍药。lix这一快乐而浪漫的民风正要归功于郑国的始祖郑桓公和第二代始祖郑武公。而上巳仪式绵延极远——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一同到水边洗衣以拂除晦气。上巳节和清明节隔得不远,所以穆修有诗说“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这种户外聚众的日子往往提供给了男男女女们以堂而皇之地偷偷约会的机会,《登徒子好色赋》里的章华大夫和桑女恋爱的地点就在这个“郑卫溱洧之间”,及至唐代,李商隐著名的《柳枝》五首仍然流露着溱洧遗风。
        
        
        
        郑桓公、郑武公父子两代经营,在中原一代似乎大得人心。《诗经·郑风·缁衣》据《毛诗序》的说法就是赞美这父子俩的,lx马振理《诗经本事》也还解释道:郑桓公听了史伯的建议,向虢国和郐国那里安置妻子、寄存财货,大受欢迎,而这两国的国君还如在梦中,不知厄运之将至。国家者,公器也,尽在民心之向背。民心向着谁,谁就是贤人,就比民心所背的那个领袖要好,至于这两个领袖谁胜谁败,那就另说了。所以孔子读《缁衣》的时候才会称赞虢、郐两国人民的渴慕贤人之心。lxi
        
        《毛诗》位列“十三经”,是多少代读书人必修的功课,以至于桓、武两代的仁义之风常常可被当作典故来用,比如明代名臣刘龙在从南京被召入京的时候,林文俊撰文说:“大家虽然都为您老人家高兴,但整个南京上上下下几十万人无不戚然流泪、依依不舍,想当年郑桓公、郑武公两代人先后入朝为官,周人爱之,遂作《缁衣》之诗,今天为您入朝而高兴的人不也是这样的心情吗?”lxii
        
        这些话很好地解释了前边那个郑国灭同姓的问题,郑国虽然搞阴谋、搞侵略,虽然灭了同姓诸侯,但只要民心是向着他们的,他们就是好人,他们的侵略战争就是正义战争。
        
        这是古人的一个典型观念,《吕氏春秋·荡兵》用非常义正词严的口吻说过:“打仗是人的天性,从远古以来就是如此,想禁止是禁止不了的。只听说古代圣王主张打正义之战,没听说他们呼唤和平。”
        
        怎样才算义战呢?《荡兵》接着说:“诛杀作威作福的暴君,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这就是正义的战争。”
        
        这事看来不好判断,因为暴君的帽子可以被戴在任何一个统治者的头上,所以,判断一场战争的正义与否一定是要有个客观标准的。《荡兵》给出了这个标准:“如果一场战争诛杀的是作威作福的暴君,拯救的是受苦受难的人民,那么,在挨打的那个国家里,人民见到侵略军就会像孩子见到了爹娘,就会像饥饿的人见到了美食。人们会满怀激动地奔向侵略军的怀抱,任谁都拦不住。”lxiii
        
        侵略和防御只是表面现象,不足以成为判断一场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甚至,如《吕氏春秋·振乱》的观点:这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如果是惩罚不义、吊民伐罪,这样的侵略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而就算是保家卫国、守土御外,如果捍卫的是一个不被自己的人民拥护的邪恶而残暴的政权,那么这所谓的自卫战争也是不义的战争。lxiv
        
        《吕氏春秋》的这些观念在当时实有所指,针对的就是墨家那套“非攻”、“救守”的主张。有人认为《吕氏春秋》的这两篇都是兵家之言,其实与其思想最接近的却是儒家。尤其是孟子,我们会在《孟子》一书里看到大量的同类观念,而且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从孟子之后,这种观念被传承下去了:对一场战争来说,是侵略还是防守反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心到底向着谁。如果民心背着本国而向着侵略军,这样的侵略行为就叫做“吊民伐罪”,就是符合正义标准的,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的“要解放世界上另外那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一样。在这些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里,民生大计既高于政权的唯一性,也高于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侵略与反击也并不构成判断一场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这个思想直到秦汉大一统之后仍然延续着,我们现代人的领土观念是到了近代才渐渐成型的。
        
        
        
        话说回来,我们以上述的古人标准来衡量一下郑桓公父子的所作所为,嗯,即便算不上什么吊民伐罪的正义事业,至少也不应该被圣人怪罪吧?
        
        新的问题来了,这就是:如果要让这个推论成立,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毛诗序》和马振理《诗经本事》对《诗经·郑风·缁衣》的上述解释是确凿无疑的。
        
        ——这倒很难说了,因为其他的诸多不同类型的解释也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如果保守一点的话,仅从字面上来理解《缁衣》,绝对看不出任何和郑桓公、郑武公有关的线索。
        
        我们还是退一步说吧,无论如何,毛、马两说表现的都是儒家的一种核心理念,即便是借诗言义,至少这个观念是很正牌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相反的说法:《诗经·郐风》里有一篇《隰有苌楚》,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说这首诗是描写郐国国破,上至公族下至小民扶老携幼哭号逃命,一派人间地狱的凄凉惨状。lxv又有学者进而考证,说这一派凄凉惨状就是拜郑国东迁所赐,还有那首《匪风》也是这个主题。lxvi——麻烦来了,那么,虢、郐两国到底是盼望郑国大救星还是痛恨郑国侵略军,郑国到底是仁义之师还是凶残之匪?传统经典常常给我们造成这种两难的局面。
        
        
        
        另一方面,史伯那段话的真实性是不是也值得重新考虑呢?古人并没有录音设备,也不懂速记,郑桓公问史伯的问题应该还属于政治敏感问题,以常情揣测是要摒退旁人、秘密商谈的,那么,如此一篇长篇大论是怎么被记下来的呢?虽然说“君举必书”,虽然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或者相反,lxvii就算我们把郑桓公当作“君”,但无论是左史还是右史,要记的也该是正式文诰,像这种密室之中口若悬河的会议纪要到底是怎么记下来的呢?
        
        况且,史伯的预言也实在太准确了!如果只是史伯一个人作出过这一次准确的预言,这倒不好怀疑什么,但通观《国语》和《左传》,精准无比的预言比比皆是。如果这些内容都是实录,我们恐怕只能承认人类在这两千多年中确实退化了不少。
        
        史伯的这些预言,在神秘主义的信仰下倒也不足为奇,全祖望曾经以非常平静的口吻说这是“卜”出来的。lxviii而元人吴莱却早有怀疑:史伯说芈姓(楚国)、姜姓(齐国)和嬴姓(秦国)将与姬姓诸侯相消长,招惹不得,应该指的是春秋时代齐、晋、秦、楚列强争霸的局面,郑国处在这东西南北四强之间,受尽了夹板气。然而在郑桓公和史伯的时代里,齐国确实算是大国,晋国算是次一等的诸侯,而史伯极力推崇的荆楚却完全还是筚路蓝缕的蕞尔蛮夷,秦国更弱,甚至当时尚未位列诸侯,所以史伯这种惊人的预见力实在令人怀疑。吴莱由此推测:史伯的这段话怕是《国语》的作者(吴莱认为就是左丘明)生当春秋战国之际据现状以及对近代史的了解而虚构的古史。lxix
        
        以我们现在的知识来看,吴莱的质疑在细节上未必全无可疑,大体而言却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史伯的话到底有多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的内容呢?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今人的观念构筑成古人的历史呢?
        
        宋人黄震则从道德上对史伯的话提出质疑:史伯预言齐、楚、秦将会发达,主要理由是“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这三国的祖先都属于“成天地之大功者”,他们的后代虽然一直延续着祭祀,但也一直没有发达过,所以等周王室衰落了,轮也该轮到他们了。——这三国后来确实发达得很,但是,“其所由兴者非其道矣”,这到底是祖先之福荫,还是世变之使然?lxx
        
        
        
        从黄震的话我们想想郑国,齐、楚、秦将来“所由兴者非其道”,可是,春秋初年郑国之兴难道当真就是“由其道”吗?
        
        《韩非子·说难》在这个问题上也插过一嘴,虽然我们难以判定这个故事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出有因:郑武公想打胡国,先把女儿嫁给胡君为妻,有一天问群臣道:“我想打仗,打谁好呢?”大夫关其思说:“胡国可以打。”郑武公大怒:“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怎么能打呢?”当下便把关其思杀了。胡君听说以后,以为郑国当真把自己当亲人,于是疏于防范,结果遭到郑国的袭击,就此亡国。lxxi——何氏注《孙子兵法》就曾用这个例子来阐发孙子的“死间”理论。lxxii
        
        《韩非子·内储说下》还讲过郑桓公灭郐的经过:郑桓公先把郐国都有什么能人贤哲打听清楚了,然后列了名单,埋在郭门之外,并且设坛祭祀,摆出一副盟誓的架势(参见前文关于盟誓的内容)。郐国国君发现了名单,以为这些人里通外国,便把他们杀了个精光。就在这个当口,郑桓公出兵袭郐,灭国并土。lxxiii
        
        郑桓公父子二人的形象一下子逆转过来了,同样的性格特质在不同的情境下发生了意义转移(shift of meaning),在观者眼中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好人和坏人的类别化以及晕轮效应(halo effect),后世经学家们的摇旗呐喊便始终以这几种认知方式为主线。现在看看郑桓公,在《国语》和《毛诗》情境中的深谋远虑在《韩非子》的情境中却变成了处心积虑——刘向《说苑》就把这个故事恰如其分地列入了《权谋》篇(一脉相承的是,第三代领导人郑庄公将来也有类似的处心积虑)。不过《韩非子》倒是没有控诉他们是头上长角的魔鬼,而是把他们描述成表里不一的阴谋家。仁义之师和凶残之匪容易区别,和口蜜腹剑的阴谋家却很难分得清楚。
        
        
        
        故事是真是假,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出有因?若说是真,既与前述不符,《韩非子》又是出了名会说寓言的,古人就有怀疑,lxxiv而考之胡国地理,距郑尚远;lxxv若说是假,至少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也取了这个说法lxxvi。
        
        疑真疑幻,很难判断,即便是郐国究竟灭于郑桓公还是郑武公这样的比较非此即彼的明确问题也让历代学者们争论得不亦乐乎。lxxvii那些遥远的史料升格而为经典,而其可信性到底有多高呢?其互相之间的明显冲突又该作何解释呢?晋代汲冢竹书的出土曾给一些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震撼,刘知几早在唐代就发出感慨:“要不是有了这些考古发现,学者们还会继续一代代地为古所迷,盲聋而不觉。”——这话太有颠覆性了,以至于浦起龙作《史通通释》的时候极力辩驳,还给刘知几的观点定性为“尤为害理”。lxxviii
        
        
        
        我们还是先来放下争议,站在郑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正义”的立场上看待这段历史吧——假设他们都是大英雄、大好人,总之,这些人一路东行,在先知与两代领袖的英明指引下,走向那流着蜜与奶的迦南之地,当然,一路上少不得完成一些攻城略地、杀人放火之类的神圣使命。
        
        朱熹曾经认为郑国迁国之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王室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周代封建制度绵延数百年,王畿之内的土地都被世卿盘踞,王畿之外也被诸侯争据,天子就算想要封谁也没地方可封了。郡县制度至此已然萌芽,“至秦时是事势穷极去不得了,必须如此做也”。lxxix朱熹这话很有见地。遥想周人建国之初,急于分封以巩固疆土,掀起了全国性的筑城浪潮,但几百年发展下来,原先的积极因素慢慢变成了消极因素,于是制度上的百年积弊动摇着社会根基,催发着社会变革。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封建和专制都属于不稳定的政治形态,早晚会有大厦将倾的一天,在明君贤臣和道德建设上打主意是不大管用的。等历史经验多了,帝王们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很少还有谁再像秦始皇一样认为自家江山可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郑武公正处在这个旧制度积弊已久、新制度尚未萌生的当口,在强大的传统惯性之下为自己的族人寻找新的生路。但他也像周王室的开国先贤一样,既奠定了基业,也种下了祸根。——这个祸根是地理因素和制度变局两相结合而成的。新郑地处黄河下游,中原腹地,史伯那一番隆中对虽然奠定了郑国的一片崭新基业,却也给郑国的子子孙孙留下了致命的隐患:周王室衰落之后,天下诸侯竞相争霸,郑国处在四面强邻的包围之中,再也没过上安生日子,尤其是在晋、楚争霸的岁月里——如果说晋、楚争霸打的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那么郑国就是大锯底下的那块木头。
        
        郑武公怕是想不到那么远了,眼前的新郑仍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从新郑周围一带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有一些远古而来的土著部落住在这里,民风也许不是那么友善,接受了郑人的统治之后才被慢慢地同化了。lxxx
        
        郑武公和同从周室而来的一些殷商后裔订立盟约,共同开发,披荆斩棘以共处,此即《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所谓的“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一说为桓公时事。lxxxi)这里的“商人”就是殷商后裔,当属子姓郑族,或是郑国得名之源,lxxxii因为他们大多经营商业,这才有了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商人”一语。lxxxiii商业本属遗民贱役,但地位日高,商人在郑国更有了同盟者的身份。lxxxiv于是,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商人别搞叛乱,政府也不干涉自由贸易,这就是郑国的一项立国之本。也许正是地理之便和商业之盛促成了郑国文化观念之开放,造就了《诗经·郑风》的独特性。无论如何,尽管那时候的商业还非常的原始,但现在我们都知道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意味着什么。
        
        
        
        在东迁的问题上,郑国桓、武两代着重考虑的是切身的利益问题,如果亚里士多德看到这一事件,大概会思考如下一个政治学的学理上的问题:这个郑国还是以前那个郑国么?
        
        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我,肯定会被大家嗤之以鼻了,但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还是值得我们稍微重视一下的。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东迁之后的郑国在疆域上和先前的郑国简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如果国家概念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以疆域为基础的(至少是以疆域为一个重要指标的),那么东迁之后的郑国尽管还保留了原先的名称,但它到底算是原先那个郑国的延续还是该被算作一个新的国家?——这里使用“国家”这个词只是为了便于叙述,况且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国家恰好也是城邦国家,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尽管不能和周代封建诸侯国完全对等,但其间的相似性也足以使亚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非常明确地说:“确定为一个城邦不应该以垣墙作标准。”他进而举例说:“把伯罗奔尼撒全区建筑一座围墙是可能的,但这样是否就可说伯罗奔尼撒已成为单一的城邦呢?”——我们不妨把亚氏的意思在现代语境下理解为:“建筑一面围墙把欧洲围起来是可能的,但这样是否就可以说欧洲就成为了‘一个’国家呢?”lxxxv
        
        对国家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乡土之情的,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落叶总是渴望归根,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和郑国的现状同在挑战着这个传统认识,而亚氏紧随其后还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假设一个城邦国家的疆域始终未变,一代代的人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老病死,经历了若干世代之后,这个城邦还是不是以前那个城邦?
        
        亚氏的这个问题非常近似于佛教对五蕴和缘起的论证(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我的《八戒说禅》)——人就好比一座森林,森林并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是由许许多多的树木一起构成的,这些树木有的生、有的死、有的繁茂、有的凋谢,虽然看上去森林还是这片森林,但一个恒常不变的森林根本就不存在。同理,像军队、公司这种事物也是“不存在”的。人,也是一样。
        
        森林是许多树木的集合,这种“集合”按佛家的话说就是“蕴”。这种概念辨析玄妙复杂,确实很难搞清楚,所有佛教后来不同的派别对这个“蕴”是真还是幻的问题辩论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印度的一位大宗师世亲在他很著名的《俱舍论》里辨析“无我”,就论证森林(蕴)是一种“假有”。一个集合体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叫“空”。
        
        亚里士多德把同样的推理方式应用到了城邦国家的概念上,国家是不是也属于一种“蕴”,因而是一种假有,因而是没有自性的?亚氏的推论并不像佛教那样玄妙费解,他的结论是:“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倘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品种的制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凡组合的方式(体制)相异的,就成为不同的组合物。……由此来说,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制的同异。[种族的同异不足为准;]无论这个城市还用原名或已另题新名,无论其人民仍然是旧族或已完全换了种姓,这些都没有关系,凡政制相承而没有变动的,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同一城邦,凡政制业已更易,我们就说这是另一城邦。”lxxxvi
        
        现在,如果我们把亚里士多德上述两个问题结合到一起来看:如果一个城邦或国家无论在疆域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那么,对于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稍稍思考一下形而上的问题,后文还会论及,现在还是先回到形而下的叙述中来。《左传》在交代郑伯克段一事的开篇,说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是为武姜。我们从前边讲过的女子称谓结构可以判断,武姜之武是丈夫之谥,武姜之姜是娘家之姓。申国是姜姓诸侯,相传为伯夷之后。依照一般的传统说法,当初周幽王的王后也是这个申国之女,生子宜臼,是为太子。史称周幽王宠爱美女褒姒,便废掉申后,改立褒姒为后,并废掉宜臼,改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这自然惹恼了申后的娘家,于是申侯联合犬戎,杀了周幽王和伯服,与鲁侯与许文公立宜臼于申,这就是周平王。
        
        但基本是在同一时间,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是为携王,从此二王并立达十二年之久。后来携王为晋文侯所杀,lxxxvii周平王的地位这才在事实上被确定下来,lxxxviii于是(依照旧说)从申国北上,定都洛邑。
        
        这段日子正是郑国当运的时候。从郑桓公传到郑武公,仅仅两代,所以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很近,加之两代人先后同为王朝司徒,郑武公又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还从当时正值强盛期的申国娶了公主回来,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郑国的政治背景可谓相当雄厚。而与此同时,将来会在春秋时代叱咤风云的齐、晋诸国都是西周初年的受封国,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早就淡了,势力也远没像后来那样发展起来,这正是郑国崭露头角的时代。
        
        在这种种优势之中,却也隐约留着一个问题:当初周幽王废申后、废太子,招致申侯联合犬戎发动叛乱,郑桓公即死于是役,那么,郑武公和申侯应该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才对,却怎么认贼作岳父了呢?
        
        南宋陈鹏飞为此很是批评过郑武公。绍兴年间太学始建,陈鹏飞为博士,阐扬理学,著作《陈博士书解》。lxxxix这位陈博士是个骨鲠敢言的人,曾经先后把秦桧祖孙两代全给得罪了,他在《书解》一书中论及周幽王之死,说祸患起于申侯,后来周平王感戴申侯的拥立之功,却不知道申侯功不抵偿过,郑桓公死于国难,郑武公却娶了申国之女,君臣都是这种货色,要指望他们洗刷国耻是没可能了。——后来陈振孙读到陈鹏飞的这条议论,颇为感慨,大约感觉到后者是在感时伤事,语讥时政,说“看来陈鹏飞得罪秦桧的地方可不止一处两处呀”。xc
        
        但是,陈鹏飞的议论需要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上述史料同时为真。但是,“同时为真”所形成的矛盾也许正暗示着这些史料并不同时为真。《史记·郑世家》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而《国语·郑语》只是说桓公“十一年而毙”。王玉哲认为,史伯、郑桓公反对周幽王和虢石父的行为,且对王室早有异心,所以郑桓公也可能是被周幽王和虢石父一派所杀,这就使郑武公更加坚定地站在了申侯一边。王的论据之一便是郑武公和申国通婚的事实,“若桓公果为申、犬戎所杀,其子武公决不至忘杀父之仇,而与之通婚媾”。xci
        
        国仇家恨搅在一起,需要细辨。清代辨伪大家崔述也持他一贯的怀疑态度,他这一回的质疑更多是基于大义与人情:“宜臼和幽王是父子关系,申侯和幽王是君臣关系,君臣父子是天下之大纲,这时候上距文王、武王的时代还不算太远,社会之上大义未泯,况且站在太子宜臼这边的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都是贤良卓越之人,看到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终致幽王死、宗周亡,他们应当正义凛然地讨伐宜臼和申侯才对,哪可能跟这两个无君无父之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呢?退一步说,他们也该拥立幽王或宣王的其他儿子,哪能跟不忠之申侯一起拥立不孝的宜臼呢?”xcii
        
        崔述在观念上有点以今度古的意思,但这番质疑不无道理。问题是,他是不是给了所谓大义以过多的权重了呢?
        
        桓、武两代长久以来的光辉形象越仔细看就越是模糊,经学领域和史学领域用的并不是同一种语言,异代之观念与史实之考据若再夹杂一处,此时要问谁是谁非,那就更难扯清了。钱穆《国史大纲》就立场鲜明地站在周平王一系的对立面,说“虢公立携王,实为主持正义”,由此还可以看出东周衰败的原因:“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平王宜臼乃申侯甥,申侯为其甥争王位,故联犬戎杀幽王,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亦骤然解体。”具体说到郑国,是:“郑武公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即郑庄公之母),故郑、申亦同谋。”xciii
        
        钱穆的分析看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这么一说,郑桓公。郑武公父子就不仅不是贤良,而一下子堕落为“附逆”了。
        
        正义与否,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虢公立携王,有可能是维护了王命意义上的正义,但这个政权究竟治理得如何,却很难说。比如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把《诗经·小雅·雨无正》放到携王时期“二王并立”的背景下来理解,认为“许多问题都很容易讲通”,推论该诗作者为“携王近侍小臣,携王朝之立,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xciv再者,在西周社会,王权是否大过宗法,也就是说,王权是否可以严重违背礼制,严重违背嫡长子继承法,并且可以轻松弹压得住宗法社会贵族民主制度下的世道人心,这也是很成问题的。xcv
        
        
        
        谁是谁非?周幽王历来都是个无道昏君的形象,可申国和平王的所作所为是否也同样为正义所不齿呢?国君无道,臣下有没有叛上作乱的合法性,这也历来都是一个“吃马肉不吃马肝”的问题。xcvi如果把国事简化为家事来看,老公把小妾扶正,立小妾的儿子作了继承人,被废掉的嫡长子离家出走,投奔外公,外公要为女儿和外孙作主,邀了几个邻居找上门来和女婿翻脸。打无好手,骂无好口,这一翻脸动静太大,把女婿给杀死了,邻居们也不能白忙活,既然连人都杀了,再抢个劫也不算多大的罪过。家不能一日无主,外公和一干亲戚保着外孙作了新的一家之主。——如果这就是全部事情经过的基本概况的话,外公既是外孙的杀父仇人,又是外孙的衣食恩人(甚至有可能算得上救命恩人,毕竟被废的嫡长子是很难有命活下去的)。郑国也是那几个帮闲的亲戚之一,这笔账该怎么论呢?
        
        
        
        在“义理正确”之先,永远存在着一个“事实正确”的问题。联犬戎、攻宗周、杀幽王,这些事到底是谁干的?真的是申侯干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清代辨伪大家崔述提出过两点质疑:一是申侯弑幽王一事本之《史记》,《史记》采之于《国语》的史苏、史伯之言,而时代更早的文献《诗经》和《尚书》对此并无记载,即便《国语·周语》专论周事,对这等大事也从没讲过;二是宗周在陕西,申国在河南,相距千里之遥,而犬戎又在宗周西北,申侯怎么可能跨过宗周而联合犬戎呢?崔述的结论是:幽王无道,久失民心,单是近在咫尺的犬戎就把他给灭了,没申侯什么事。xcvii
        
        崔述质疑前人之失,今人又质疑崔述之失,xcviii学问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前进着。崔述质疑中的一个关键是:宗周和申侯,一在陕西,一在河南,千里之遥,对于没有机械化部队的古人来说,无论是太子宜臼(平王)到申国避难,还是申侯组织联军攻打宗周,都绝对不是容易的事。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疏引《竹书纪年》有“平王奔西申”,xcix莫非除了河南的申国之外还有一个申国叫做西申?这段历史,依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整理的时间顺序如下:
        
        
        
    * (晋文侯七年)幽王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
    *
    * 平王奔西申。
    *
    * (九年)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
    *
    * (十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
    * 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
    * 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c
    *
        
        
        太子宜臼(平王)奔西申是在幽王立庶子伯服为太子之后,在晋文侯七年至九年之间。在这三年之间,太子宜臼是远行千里投奔河南申国的外公家呢,还是就近跑到什么地方?事情至此而存在歧说——从《古本竹书纪年》来看,似乎还存在一个西申。古人对此就有了好几种说法,而今人借助于考古发现,争议就更多了。
        
        1980年代,河南南阳北郊出土了一批申国青铜器,其中仲爯父簋铭文经李学勤释读有“南申伯”一词,进而推论:铭文中的南申伯仲爯父正是《诗经·大雅·崧高》当中的申伯,而申国在周朝南土,“铭文之所以在‘申伯’前冠以‘南字,可能是为了与’西申‘相区别。原来,在西周时期,西方另有一申。《史记·秦本纪》载:周孝王时,申侯之女为秦的祖先大骆之妻。”ci
        
        申国之地望众说纷纭。有说申国原在陕西,紧邻宗周,后来徙封河南南阳的,有说从荥阳徙封南阳的,有说从信阳徙封南阳的,还有说南阳就是申国始封之地的。cii由此而来的相关问题,诸如太子宜臼(平王)到底投奔哪里去了,联合犬戎攻打宗周之申国到底是中原的申国还是西方的申戎,郑武公娶于申到底娶的是谁家女子(郑庄公和叔段的妈妈到底是谁),攻破镐京、杀死幽王的申国和拥立平王的申国到底是不是一回事,等等问题,因为申国的地望之说的分歧便衍生出更多的说法。大约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周宣王确曾徙封申伯于南阳,即《诗经·大雅·崧高》之所记。
        
        歧说之中,牵涉到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西周时代的华夷之辨。这个时候的华夷之辨还没有被赋予后来那么多的文化内涵,血缘色彩是比较重的。周人社会是一个宗法家族成长型的社会,社会结构基本就是家族结构的扩大(所以才有后来的“修齐治平”之说),社会中坚力量不外两支:一是同姓之血亲,二是异姓之姻亲。大体而言,血亲加姻亲是为华夏,除此之外便是夷狄,而“一些原本与周室有着婚姻关系的异姓族邦,与当时周王室翻脸以后,也被视作夷狄。如被周人称作姜氏之戎的西申,原本是周宣王的亲家,宣王在其统治的前期还曾将申伯封到南国去作诸侯,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和周王室闹翻了,就被称作戎了。”ciii
        
        ——忽而华夏忽而夷狄的申国(又称申戎,姜氏之戎)或许和宣王徙封之申伯没有多大关系,要么是宗周附近独立的一支,civ要么是在申伯从宗周附近徙封中原之后还留在原地的申族余部,cv但这种忽而华夏忽而夷狄的身份变迁却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小小的细节似乎不很有力地说明:作为后世春秋大义核心理念之一的华夷之辨在西周时代还不是那么壁垒森严。cvi
        
        华夷之辨在当初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较文明社会和较不发达之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分别。比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讲到:“文献上纪录着,印度一个以杀人越货为业的帮会的会员(an Indian Thug),因为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于往来客商中杀那么多的人,越那么多的货,自愧不如,并引为终身一大憾事。在文明尚属早创状态的种族里,说实在话,对陌生人进行抢劫一般是被认为颇有光彩的事情。”cvii另如威尔·杜兰所记:“狩猎与游牧部落经常对定居的农耕集团施以暴力。因为农耕是教人以和平的方法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以及终生从事于劳动工作。他们日久成富,却忘记了战争的技巧与情趣。猎户与牧人他们习于危险,并长于砍杀,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而已,不会感到如何的苦难。”cviii
        
        ——如果以此来衡量申侯在攻破宗周、杀死幽王一事上的正义性和道德责任感,他究竟属于华夏之申国还是夷狄之申戎似乎便具有了更高的权重,尽管搞清事实还是相当困难的。
        
        
        
        平王东迁相关史事遭遇罗生门。一种事实是:幽王的王后申后是西申之女,西申就在宗周以西近在咫尺之地,正值强盛之际。太子宜臼投奔西申,在外公那里寻求庇护,外公联合邻近的诸侯以及犬戎攻打宗周,杀死幽王,拥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cix而郑武公作为西申的联盟者,共同拥立平王,并娶了西申公主为妻,是为武姜,后来便生下了郑庄公和叔段。
        
        另一种事实是:这里边没西申什么事,太子宜臼的外公家就是河南南阳之申国,申侯为了女儿和外孙,联合远在西方的犬戎攻打宗周,杀死幽王,又拥立宜臼到洛邑即位,洛邑距离南阳之申国很近。cx其时郑武公也从陕西迁到河南,同为洛邑之屏障,并就近与南阳之申国联姻,“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cxi至于《春秋左传正义》疏引《竹书纪年》“平王奔西申”,“西”字或属衍文,或为“南”字之讹。cxii
        
        第三种事实是:申国原在河南信阳,宣王时徙封河南南阳,此后信阳之申为东申,而西申和陕西没关系,就是南阳之申,并且东申与西申并没有被分成两国,徙都南阳只是扩大疆域罢了。至于到平王东迁的时候,无论东申还是西申,反正都是河南这一家。cxiii
        
        
        
        事情看来越发难以弄清了,似乎河南申国说(无论信阳还是南阳)也有几分可以成立的可能。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崔述最初的那个问题:河南之申国与宗周远隔千里,无论太子奔申还是联军作乱,都很有些实际困难。如果依西申在宗周以西之说,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仍持河南申国之论,对这个问题可有合理的解答吗?
        
        ——《诗经·小雅·大东》有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人的国道又直又平。周人已经很重视对道路的营建了,在主干道上甚至还架有梁柱桥。cxiv周公当初营建成周(洛邑),“自从成周建成以后,西都宗周的京畿和东都成周的京畿就沟通连结起来,有所谓“邦畿千里”之说,成为周朝中央政权相互连结的两个统治中心”。cxv周人的交通干线从周原经丰镐至于洛邑,由洛邑向东还在继续延伸,直达齐、鲁两国。cxvi太子宜臼奔申,从陕西到河南基本上是周人最重要的主干道,虽然路途千里,但交通条件是第一流的。这样一条“周道”的存在应该可以适度地消解崔述的那个质疑,尽管太子宜臼所奔之申是否是河南之申仍然不能确定。
        
        
        
        图-西周至春秋早期交通干线示意图。cxvii
        
        
        
        郑国的开国史事叙述至此便告终结,尽管依然疑云密布,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史实的种种谜团之上往往纠缠着种种真实的观念——史实也许模糊,观念却很鲜明;训诂也许失据,而观念依然被表达得如此真实而活泼,于是在经学的章句训诂与史学的辨析考据之外呈现出了另一种历史与社会的样貌。
    【注释】
    
    i 雷学淇、陈槃庵尝论郑桓公为周宣王之子,相关辩证参见张以仁:《春秋史论集》(联经民国七十九年第1版),第365-409页。
        ii 参见虞万里:《〈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史林》2007年1月,第120-123页。第123页发挥张以仁和文梦霞的推断:张氏的结论是:“历、宣与桓公的关系,一是所生,一是所封,前者为其父,后者为其兄之故。”文氏复又结合厉王流彘十四年之事,推测桓公为庶出,以合《郑世家》“宣王庶弟”之说。尤须指明,《史记?郑世家》说他是“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亦有所本,《世本》即有“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之记载。如果桓公确实是厉王流彘所生,或许正是名副其实的厉王“少子”和宣王“庶弟”。
        iii 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三卷下册,第974页。
        另参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4651页:文侯(元年周)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后汉书·西羌传》)二年,同惠王父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邱,名之曰郑,是曰桓公。(《水经·洧水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案同惠疑同厉之讹。《汉书·地理志》引臣瓒曰:“郑桓公寄奴与财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邱,是以为郑。”傅瓒亲校《竹书》,其言又与《洧水注》所引《纪年》略同,盖亦本《纪年》。然臣瓒以伐郐在幽王既败二年,《水经注》以为晋文侯二年,未知孰是。
        笔者按: “晋文侯二年”或为“晋文侯十二年”之误,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6一67页。
        iv 一说在陕西凤翔,参见虞万里:《〈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史林》2007年1月。王学理主编:《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7页。伍士谦:《读〈秦本纪〉札记》,《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67页引唐兰语。
        华县说参见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02-410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7页。[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郑在荧阳宛陵县西南。……[疏]“夏五月”至“于鄢”。○正义曰:郑国,伯爵。《谱》云:“郑,姬姓,周厉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也。宣王封友于郑,今京兆郑县是也。及幽王无道,方迁其民于虢郐,虢郐之君分其地,遂国焉。今河南新郑县是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郑,各自为县。晋世分河南而立荧阳,废新郑而入宛陵,故郑在宛陵西南也。
        [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26-27页:郑故城在华州郑县西北三里,桓公友之邑,秦县之。郑,华州郑县也。《毛诗谱》云郑国者,周畿内之地。宣王封其弟于(咸)〔棫〕林之地,是为郑桓公。
        旧说另参[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三十二:郑桓公墓在华州城西三里。
        [清]刘於义等《陕西通志》卷七十一“华州”:周郑桓公墓,在州西关路南。卷二十九“华州”:周郑桓公祠,在州西南,离城一里。卷三:郑,豫州之域。(张士佩《雍韩考》)郑桓公为周司徒,采地咸林。(《国语》)渭水经郑县故城北,桓公友之故邑也。(《水经注》)古郑城在华州郑县东北二里。
        v 虞万里:《〈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史林》2007年1月,第130页。
        vi 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13页。
        vii [唐]柳宗元《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之阴》,《唐文粹》卷六: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为王卿士若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
        viii [汉]史游/撰,[唐]颜师古/注《急就章》卷一“郑子方”条下注:郑桓公友,周厉王之子,宣王母弟也。宣王封之于郑,其后或以国为氏,宋有郑翩,即其族也。
        ix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9页。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07页引白川静语。
        x 说法不一,详见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93-409页。
        xi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8-11页。左言东:《先秦职官表》(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版),第34页。
        另:有说郑桓公执掌周邦教化,似不确。这个说法大概是混淆了周代司徒与后世司徒不同的岗位职责。《全晋文》载晋武帝《又诏山涛》,有“司徒之职,实掌邦教”。
        xii 《史记·郑世家》
        xii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46.
        xiv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48页。
        xv [宋]董逌《广川书跋》卷二“史伯硕父鼎铭”:史伯硕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
        xvi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周史伯硕父鼎说”:右二器形制款识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读而互辨之,可识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见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硕父其字也。郑桓公为周司徒,问王室于史伯,史伯具以诸国及晋、楚所以兴对。《春秋外传》是之,而《汉书?古今人表》于厉王、宣王时皆书史伯。疑非二人,盖羡文耳。
        xvii [清]徐元诰《国语集解》郑语第十六:元诰按:今河南汜水县为古东虢叔之国。郐,一作会,又作侩、桧,并同。汪远孙谓:“郐,在河南密县东,新郑县西。杜元凯以郐在密东,韦以为在新郑,其说可两通也。”
        xviii 《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鄢、弊、补、丹、衣、畴、历、莘,君之土也。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
        xix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y Thucydides)(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第2页。
        xx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1页引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
        xxi 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51页:《左传》闵公元年所谓“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这显然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不合西周古制,因为邑在西周初年就指的是国,如“我大邑周”;营东“国”洛又说成作新“邑”于兹洛。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初期的筑城是封树,后期是土墉,一开始并没有“筑”和“城”、“邑”和“都”的严格分别。
        xxii [明]章潢《图书编》卷一百八“四礼总叙”:然则诸侯始封之太祖,如郑桓公友是也。郑桓公以周厉王少子而始封于郑,既为诸侯,可以立五庙矣。然其考则厉王,祖则夷王,曾祖则懿王,髙祖则共王,五世祖则穆王,自穆至厉皆天子也。诸侯不敢祖天子,则此五王之庙不当立于郑。此所谓此君之身全无庙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后可立一庙以祀桓公为太祖,桓公之孙然后可立二庙以祀其祖。若祢必俟五世之后而郑国之五庙始备也。
        [清]江永《群经补义》卷三“礼记”:尝疑成王赐鲁重祭,未必是赐之郊禘,乃是赐鲁得立文王庙也。诸侯不敢祖天子,而鲁有文王庙,郑有厉王庙,皆谓之周庙。孔氏谓周制诸侯有大功徳者得立其所出王庙,意其制始于成王。追念周公特赐伯禽使同于宋祖帝乙,而郑桓公、武公有功遂例赐之。《宣和博古图》有文王方鼎,其铭云:卤公作文王尊彛。卤公即鲁公,然则伯禽尝祭文王可知矣。至其后乃僭用郊禘,而记礼者不得其由来,遂以为赐之郊禘耳。史克作颂言僖公承祀匪解亦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而不以赐禘郊之事序于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亦可见成王本无此事也。
        xxiii [法]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12-113页。
        xxiv [法]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63-164页。
        xxv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by Bertrand Russell)(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版),上册第14页。
        xxvi [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十二“桧”:其为郑武灭也,背郑负约故武公兴王师灭之,而王即以其地赐郑,故《郑语》首篇史伯所料秦、晋、齐、楚皆有归结,独于郑反不叙明,盖以不出史伯之所料,无容再赘也。文家以阙处见全者此类是也。
        xxvii 《史记·郑世家》:对曰:“……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
        xxviii 邵炳军:《郑武公灭桧年代补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
        xxix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皇父”条: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逼,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帑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
        xxx [清]阮元《毛诗补笺》及《揅经室一集》卷四“诗十月之交四篇属幽王说”。
        xxxi 《十月之交》有说咏幽王时事,有说咏厉王时事,今人又有疑皇父为共和行政之共伯和者,参见陈国安:《〈诗·小雅·十月之交〉辨疑》,《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xxxii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4765页:(幽王)十一年春正月日晕。(《通鉴外纪》:幽王之末,日晕再重。)申人、郐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史记·周本纪》: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郑世家》: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
        xxxiii 名掘突。《史记索隐》谯周云“名突滑”,皆非也。盖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旧失而妄记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孙昭公名忽,厉公名突,岂有孙与祖同名乎?当是旧史杂记昭厉忽突之名,遂误以掘突为武公之字耳。
        xxxiv 一说郑桓公伐郐取其邑,郑武公灭郐迁都。见邵炳军:《郑武公灭郐年代补正》,《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2月。
        xxxv 虢国有二,始封君虢仲、虢叔,文王之弟。东虢、西虢先秦时都称虢,东虢之称始于两汉。参见张彦修:《三门峡虢国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73页。
        岳连建、王龙正:《金文“城虢”为东虢考》,《文博》2003年6月:虢仲、虢叔于周文王时始封于殷商旧地“虢”,西周的虢国由此得名。虢地在今河南荥阳县城汜水镇,原是商朝的一个氏族或方国所在地,也可能是商诸侯国崇国的某一地区,其名称见于商代甲骨卜辞。
        虢国历来有二虢、三虢、四虢、五虢之辩,参见蔡运章:《国的分封与五个貌国的历史纠葛》,《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梁宁森:《关于虢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月。
        xxxvi 《今本竹书纪年》:平王四年,郑人灭虢。
        xxxvii 《史记·郑世家》:桓公……东徙其民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集解》韦昭曰:“后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也。”
        xxxviii 郑人东迁,营建新邑,一说新邑一开始就叫新郑,见《汉书·地理志上》应劭注;一说在秦灭韩之后为区别于秦武公十一年在京兆之地所设之郑县才被命名为新郑,见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14页。
        另参邵炳军:《郑武公灭桧年代补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据此六条佐证推测,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桓公死于骊山之难后,其子武公继续伐邻,鄢(邬)、弊……诸邑相继失守,郐国遂亡,时当周平王二年(前769年)。武公遂从郑(一名留,又名咸林,在今陕西省华县市)东迁其国于部国故地,按照古人迁国迁名的通例,遂将桧都邑更名曰新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即密县县城东南),故邻国都邑遂有“新郑”之谓,(郑世家》裴骃《集解》引韦昭《注》)又有“郑伯迁郑野留”之说,(桓十一年《公羊传》)此即所谓从“咸林之郑”“迁乎虢、郐”。
        笔者按:邵文以留为咸林之又名,似不确。
        xxxix [清]陆奎勋《陆堂诗学》卷三“彼留子嗟”条:留,即今之陈留。《公羊传》“郑先处留”是也。嗟音旧叶磋,施音旧叶沱,不知子嗟乃子多之讹,盖郑桓公字多父也,子国即郑武公。史迁以为掘突,谯周以为突滑,皆古书之乌焉豕亥讹而传讹也。按《国语》郑桓以孥与贿寄郐、虢,“将其来食”,寄孥也。“贻我佩玖”,寄贿也,诗缘此作,当属郑风,而留为东都之地,虽入王风可也。
        xl [清]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卷二:宣王始封郑于留地,在河洛之间。《诗》曰:“彼留子嗟”,谓郑桓也。
        xli 一说周宣王始封郑于留(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不确,当是郑人东迁时先都于留。
        xlii 一说与郐君交好是桓公时事,取郐国是武公时事,详见[清]陈立《公羊义疏》卷十五。
        xliii 《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
        xliv [清]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卷二:笺曰:《国语》说幽王时郑桓公友用太史伯之言寄帑于虢郐,取十邑、食溱洧也。因帑在桧,其宫人得入桧宫见桧夫人,盖因伏甲攻袭之。
        xlv 《国语·周语中》: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夫婚姻,祸福之阶也。由之利内则福,利外则取祸。……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姞,郐由叔妘,聃由郑姬,息由陈妫,邓由楚曼,罗由季姬,卢由荆妫,是皆外利离亲者也。”
        xlvi 郑玄《发墨守》有过质疑。惠栋引述并详驳郑玄,见[清]恵栋《九经古义》卷十三:《十一年传》云: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案郐公者,郐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语》富辰曰:“郐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郐,妘姓之国,叔妘,同姓之女,为郐夫人。《郑语》史伯云:“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无不克矣。”寄孥与贿,故得通于夫人,而取其国。康成《发墨守》云:郑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国在宗周畿内,今京兆郑县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庄公,迁居东周畿内,国在虢、郐之间,今河南新郑是也。武公生庄公,因其国焉,留乃在陈、宋之东,郑受封至此,适三世,安得古者郑国处于留,祭仲将往省留之事乎?愚案:桓公寄孥与贿于虢、郐及十邑,幽王之乱,东京不守,当有处留之事,其后灭虢、郐十邑而居新郑,则以留为边鄙,当在武公之时,故云古者郑国,又云先郑伯。《公羊》之言正与《外传》合,郑氏不考而骤非之,过矣。《左传》“侵宋吕、留”。后汉彭城有留县,张良所封。
        笔者按:惠栋所言“《左传》‘侵宋吕、留’……”,不确,此留非彼留。陈留在河南开封附近,宋之留在江苏沛县附近,非一地。楚汉之际,刘邦驻军陈留郊外,得陈留人郦食其;张良初见刘邦之留为宋地之留,《史记索隐》韦昭云:“留,今属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见高祖于留故也。《正义》《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
        xlvii [元]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卷四:家说《公羊传?桓十一年》古者郑国处于晋,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乃取其国而迁郑焉。《郑语》桓公光寄帑于虢、郐。《周语》“郐由叔妘”注郑武公灭之。则通乎叔妘者武公也。
        xlviii [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二·桓公十一年:郑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计,寄孥与贿于郭叔、郐仲之国。郐仲怠侈贪冒,取同姓女叔妘为夫人,武公因缘寄孥,故得通焉,《国语》言郐之亡由叔妘者是也。
        xlix [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十二“桧”:武公之得虢、桧,经无明文。《公羊传》“先郑伯有善于桧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按《周语》富辰谏王以狄女为后,有桧由叔妘、聃由郑姬之言,然谓其同姓相娶而已。韦昭注乃引《公羊》以实之,果尔则更甚于熊赀之灭息,安得谓贤君。
        l [清]朱鹤龄《诗经通义》卷三·郑:按《国语》郑桓公从史伯言寄孥贿于虢、郐而谋取其十邑,武公随平王东迁遂取之。《公羊传》云: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是为新郑。由其先得国不以正,故再传之后争夺不休,而其音亦好滥淫志,多女惑男之诗,然则风化之原其可不谨哉。
        li [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十二·桧:又何氏楷据《竹书》云:幽王死,虢公立王子余臣。平王四年郑灭虢,桧为其党,因并灭之。今据国史之文断之,而知其不然。
        lii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二·开封府》:陈留县,在府东五十里,春秋为留地,属郑,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
        liii [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黍离说: 一则曰此何人,再三则曰此何人,此何人,盖卽指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言之。何也?幽王事起仓卒,君灭国残,然四方及畿内诸侯无恙也。三君者能同心讨贼,灭之绝之,修城池、建社稷宗庙而守之,周可以不东。而卒东者,由郑桓公死难,武公内怛,不敢与犬戎抗,晋文侯、卫武公去西都千里,各顾其国,不为王室图久远也。夫皇父、荣夷斫之于方茂者也,然且纤才侈欲容悦之徒而已。若三君者,天下仰望为圣贤豪杰,王室所倚重,而乃至于此,不重可责邪?此《黍离》诗人之意也。
        liv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一:桧,妘姓,髙辛火正祝融之后,武王封之为桧,子国,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夷王、厉王之时,桧公不务政事而好洁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桧之变风始作。幽王时为郑桓公所灭。
        lv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富山房编辑局明治四十四年),第21页:东虢在今开封府汜水县西北,即制邑,即虎牢,秦置成皋县。
        lvi [清]徐元诰《国语集解》郑语第十六:元诰按:《路史·国名纪》,邬,妘姓,高阳氏后国,后为郑所灭,故为郑地。与晋邬别,在今河南偃师县,其西南尚有邬聚。宋庠本作“鄢”,今不从。
        lvii 李玉洁:《郑国的都城与疆域》,《中州学刊》2005年11月:郑国的疆域,东至滑(在今河南省睢县),东南至桐丘、鄂,即今扶沟、鄢陵;西北可达今沁阳、济源;南至临颖,西南至鲁山,向西可抵巩县等。可见,郑国的疆域在今河南省的中心地区。
        lviii 胡进驻:《东周郑韩墓葬研究》,2003年,第4页。
        lix [清]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韩诗说:‘《溱与洧》,说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同往观也。’”
        lx 《毛诗序》:《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
        lxi 马振理:《诗经本事》中册(世界书局1936年第1版),第1226页:案此诗正言桓公东寄孥与贿,虢、郐轻分公地,一时舆论欢迎之情跃然纸上,所谓“适子之馆,授子之粲”者是也。而虢、郐之君仍俨在梦中,真诗人之化笔也。顾国家者公器,全以民情向背为转移。民情所向,即为彼善于此,亦即为贤。至于双方之孰成孰败,吾人盖有所不暇论矣。故孔子读《缁衣》,亦许虢、郐之民好贤之心至也。
        lxii [明]林文俊《赠大司马紫岩刘公被召入朝序》,《方斋存稿》卷六:今公得立于朝,则其泽将及天下矣。是以命下之日,远近闻者无不动色相贺,顾惟留都文武衣冠之士,至于闾井细氓,数十万貔貅之卒,皆戚然不怿,甚至赍咨涕洟若不忍别公以去者。予闻而叹曰:休矣哉。昔郑桓、武公相继入为周司徒,周人爱之,有《缁衣》之诗焉。今喜公之入者将不类是也乎?昔周公之居东都,召公之巡南国,其民或预恐其归而悲之,或追思其徳而爱之,乃有《九罭》之歌、《甘棠》之咏焉。今戚公之去者将不类是也乎?予观公之出入其所系于人心者如此……
        lxiii 《吕氏春秋·荡兵》: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而况于暴君乎?
        lxiv 《吕氏春秋·振乱》:攻伐之与救守一实也,而取舍人异。……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
        lxv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此必桧破民逃,自公族子姓以及小民之有室有家者,莫不扶老携幼,絜妻抱子,相与号泣路歧,故有家不如无家之好,有知不如无知之安也。而公族子姓之为家室者尤甚。
        lxvi 邵炳军、路艳艳:《〈诗·桧风·隰有苌楚〉、〈匪风〉作时补证》,《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
        王建国:《论〈诗·桧风〉的创作时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
        lxvii 吴淑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景爱:《左、右史分职说质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lxviii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第三十六卷“春秋四国强弱论”:郑桓公当周之季已能卜齐、晋、秦、楚四国之大,其后卒如其言。
        lxix [元]吴莱《渊颍集》卷五“秦誓论下”: 夫西周之末,王政舛错,史伯知其必乱则当矣。齐固大国也,虽晋文侯帅师以救周难,犹次国耳,楚亦蛮夷蕞尔子男之邑,秦仲方入仕于周,尚未得岐丰地,未列于诸侯,岂得与诸姬代干也哉?必周之东迁,齐始霸,晋亦相继而霸,秦则桀骜于西,楚则暴横于南,惟郑也适居四方之会,交南北之冲,彼四国者恒困之矣。丘明特与鲁悼公同时,且推其所见而言,皆附会无诚实。
        lxx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二:幽王时,史苏谓郑桓公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衰,晋楚齐秦必将代兴。谓楚之祖祝融司天,齐之祖伯夷典礼,嬴之祖伯翳能议万物以佐舜,晋则武王之后惟晋在也。已而皆然,然其所由兴者非其道矣,其子孙之责欤,抑世变耶?
        lxxi 《韩非子·说难》: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lxxii 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99年第1版),第295页。
        lxxiii 《韩非子·内储说下》: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尽与其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豭,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
        lxxiv [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十二?桧:《集传》于郑世系言郑武公又得桧、虢之地,及叙桧又云桧为郑桓公所灭。按郑之灭桧,《史记》、《韩非》、《说苑》、《公羊》皆载其事,然皆不可信。
        lxxv 参见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67页注三。
        lxxvi [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四·周纪二。
        lxxvii 详见张以仁:《春秋史论集》(联经民国七十九年第1版),第205-248页。
        lxxviii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六“汲冡纪年一条”: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按:此亦《疑古》之余也。赘尾数语,尤为害理。观本传,其子彚尝以汲冡诸书皆后人追修,非当时正史,特着外传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说与?
        lxxix [清] 康熙朝《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一《朱子语类》“春秋”:周自东迁之后,王室益弱,畿内疆土皆为世臣据袭,莫可谁何,而畿外土地亦皆为诸侯争据,天子虽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郑桓公,都是先用计指射郐地,罔而取之,亦是无讨土地处,此后王室子孙岂复有疆土分封?某尝以为郡县之事已萌于此矣,至秦时是事势穷极去不得了,必须如此做也。
        lxxx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67页。
        lxxxi 虞万里:《〈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史林》2007年1月,第131页:桓公初封岐周棫林,后与商人郑族约信盟誓,共同东迁渭洛之间,筚路蓝缕,开辟新国,使得“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
        lxxxii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9页:武丁之子又有名子奠者,如卜辞言……他辞又有地名奠,亦当即子奠之所封。
        lxxxiii 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徐中舒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1版)。
        lxxxiv 邱文山、张玉书、张杰、于孔宝:《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齐鲁书社2003年第1版),第12-13页:西周时的商人也和手工业的“百工”一样,是隶属于官府的,即“工商食官”,专为贵族服务的。远地交换的自由商人,在西周初期多半是商代遗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经营。在周人眼中,商代遗民是被征服者,从事商业是贱事(因为从事远地商业活动的人多半是商族人,因而相沿称呼做买卖的人为“商人”);周人以征服者自居,从来是从事农业的。西周初期商业暗淡,从事商业的活动者历尽艰辛。到西周末年,商人由于获利较丰,逐渐富裕起来,以其资财甚至可以与贵族“分庭抗礼”,由是引起人们的重视。“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诗经·大雅》)至郑桓公东迁时,甚至与商人相约“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而共处之”,且订了“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的盟誓,商人渐渐被周人看得起了。
        另见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933-934页引郭沫若《十批判书》(1982,p20)及赵锡元《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1986,p187-188)。
        lxxxv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 by Aristotle)(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版),第117-118页。
        lxxxvi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 by Aristotle)(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版),第118-119页。
        lxxxvii 《古本竹书纪年》:伯盘与周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
        lxxxviii 据晁福林,幽王至平王共有三次二王并立的局面,平王(天王)与携王并立为第三次。见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lxxxix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陈博士书解》三十卷”:《中兴艺文志》:绍兴时太学始建,陈鹏飞为博士,发眀理学,为《陈博士书解》。
        xc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陈博士书解》三十卷”:礼部郎中永嘉陈鹏飞少南撰。秦桧子熺尝从之游,在礼部时,熺为侍郎,文书不应令,鹏飞辄批还之,熺浸不平。鹏飞说书崇政殿,因论《春秋》母以子贵言《公羊》说非是,桧怒,谪惠州以没。今观其书绍兴十三年所序于《文侯之命》,其言骊山之祸,申侯启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徳之不足以偿怨。郑桓公友死于难,而武公复娶于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国耻,难矣。呜呼,其得罪于桧者岂一端而已哉?
        xci 王玉哲:《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第1版),第362-363页。
        xcii [清]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七,[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47页:况宜臼之于王,父子也,申侯之于王,君臣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
        xciii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版),第48-49页。
        另:平王东迁之原因,学者们有“投戎说”、“避秦说”、“受逼于秦、晋、郑诸侯说”、“寻求晋、郑、卫等诸侯的保护说”等等观点,还有人提出“气候说”,参见李喜峰:《论周平王的东迁》,《安康师专学报》2005年2月。
        xciv 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齐鲁书社2004年第1版),第178-179页。
        xcv 参见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xcvi 《汉书·儒林传》: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xcvii [清]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七,[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552,246,247页,转引自罗炳良:《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以考证司马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之说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6月:申侯与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记》,而《史记》采之《国语》史苏、史伯之言,然经传固无此事也。《诗》、《书》或多缺略,《左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语》专记周事而亦无之。此非常之大变,周辙之所由东,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旁见于晋、郑之《语》,史伯逆料之言,史苏追述之事,乌在其可信为实也?……此事揆诸人情,征诸时势,皆不宜有。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于戎?……幽王昏纵淫暴,剖克在位,久矣失民之心,是以戎来侵伐而不能御,日渐蚕食,至十一年而遂灭。戎之力自足灭周,初不待于申侯之怒也。
        xcviii 详见罗炳良:《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以考证司马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之说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6月。
        xcix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昭公二十六年”疏:《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束皙云:案《左传》携王奸命,旧说携王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盘,非携王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其事或当然。
        c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4651-4652页。
        ci 李学勤:《论仲爯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另参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3页。
        cii 魏仁华:《南阳之申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战略地位》,《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ciii 周宝宏:《近出西周金文集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29-130页。
        civ 何浩:《西申、东申与南申》,《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cv 邵炳军:《论平王所奔西申之地望》,《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7月。
        cvi 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34页:姬姓族从其形成之时起即与姜、姞等异姓亲族同居共处,并累世联姻。此种关系无疑地促进了姬姓族与异姓间的文化交流,并且对姬姓族本身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姬姓族虽然始终是周民族中的骨干,但其血亲独尊与排外意识并不十分强烈,而能够在政治上与异姓亲族相亲善。
        cvii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版),第177页。
        cviii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1, by Will Durant, 1935)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9页。
        cix 邵炳军:《周平王奔西申与拥立周平王之申侯——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1月。
        cx 李学勤:《论仲爯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cxi 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06页。魏仁华:《南阳之申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战略地位》,《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cxii 何浩:《西申、东申与南申》,《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cxiii 邬锡非:《也谈西周申国的有关历史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3月。
        cxiv 周成:《中国古代交通图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页。
        cxv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82页。
        cxvi 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三卷上册,第709-710页。
        cxvii 周成:《中国古代交通图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1页。
    呵呵,后半夜还能有领导来剪彩,很感动啊~
    作者:fiona007  回复日期:2007-12-17  9:51:19  
        参考文献居然100多个了~~~
        不知好熊在正文标注参考文献时为什么要用罗马数字 不用阿拉伯数字 是习惯还是行规 我对罗马数字不熟悉 单独拿出来都认识 放在一起就要想想 还不一定能想对 所以从正文找参考文献就像找相同图形一样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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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都是阿拉伯数字,在word里是脚注,贴到这里要转成尾注,一转就全变成罗马数字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谁知道这问题怎么解决呀?从《春秋大义》的时候就很困惑我了~
    作者:南山逸士  回复日期:2007-12-17  12:00:40  
        这才是好熊目前的真实水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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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是呀。唉,就怕在专业人士的眼里依然是不入流的东西~
    作者:坏熊出没哦  回复日期:2007-12-17  11:51:28  
    ……在Word文档里面使用Ctrl+H键,然后按字母M,或者用鼠标选择高级,然后研究里面的特殊字符,应该是可以更换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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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行呀~
    
    我恐怕写不完隐公元年了,准备写完郑伯克段于鄢就结束。秋天和冬天就不写了。这样一来,后边一些事是和前边相关的,只好到前边去补~
    love_dawn:
    我还是希望写完之后能出版的,但这书出版的唯一可能恐怕就是自费。我很穷,砸锅卖铁也凑不出多少钱,所以必须压缩篇幅。现在写到夏天开头就已经30万字了,我一定得控制在40万字以内才行。
    坛经明天更新最后一段。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呀~
    不会吧?电视里/报纸上不是一直说他们身在海外,心怀祖国吗?
    不会吧?电视里/报纸上不是一直说他们身在海外,心怀祖国吗?
    作者:不是刀  回复日期:2007-12-18  12:30:30  
        请问楼主:你如此如彼之后,到底想说明什么呢?是为了这个皓首穷经的过程么?
        
        如果可以,请用自己的五百字说明自己的论题、考据与结论。
    ========================================================
    我来,我看,我梳理,我提问,我描述一个历史的过程和经学的过程,仅此而已~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不愿做的,“下结论”就是其中之一~
    更新不了这么快的呀,先等待批评~
    作者:文渊  回复日期:2007-12-18  8:38:54  
        出这本书还是有市场的,好熊不必太悲观,好好写上四卷,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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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市场的悲观属于理性预期,真正给我造成心理压力的是担心自己的水平上不去~
    [更新-很偶然地把注释的阿拉伯数字问题解决掉了]
    
        【“寤生”旧解】
        
        
        
        《左传》:“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从这个“初”字开始想当初,追溯《春秋》“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先前的原委,这就是《左传》解经风格的一项特色。杜预的解释是:“凡是要倒叙回去交代来龙去脉的,都以‘初’来开头。”贾逵的解释是:“凡隔年之后无论是祸是福有个结果的,前边会注明‘初’字”1
        
        郑国姬姓,申国姜姓,姬、姜两姓联姻是周代最普遍的婚姻形式。姜和羌是一字之两形,依许倬云说,周人把自己的女性始祖追溯到姜嫄,意味着周族与羌族两大氏族的联姻,构成人类学上所谓的两合氏族(moities)。2
        
        姬、姜联姻以现代人角度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姬姓的始祖是黄帝,姜姓的始祖是炎帝,这两姓的联姻繁衍下了我们这些世世代代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这个说法出自《国语·晋语》,上下文里还说黄帝和炎帝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3他们的爸爸叫少典,妈妈是有蟜氏的女子,这对亲兄弟长大以后各自为王,屡屡兵戎相见,虽然他们并不同心同德,但互相通婚对人口繁衍还是很有好处的。4(《国语》这段叙述为我们贡献了“同心同德”和“同志”两个现代常用词,不过它们的原始词义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傅斯年推断姬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姬、姜两姓同为一个更大部族的两个支族。姜姓不属于诸夏,在蛮夷戎狄的系统里属于西戎,老家就在现在河南省西部的群山之中,即文献当中的“四岳”,5亦即《国语·郑语》中史伯警告郑桓公“民风恶劣,千万当心”的所谓谢西九州,6距离虢、郐两国仅咫尺之遥,武姜的娘家——姜姓的头号强国申国——也离此不远。7《诗经·大雅·嵩高》有“维岳降神,生申及甫”,8这里的“岳”一般认为就是“四岳”,所以,郑国东迁,迁居地点非常接近姜姓氏族的大本营,郑武公娶的老婆也可以说是姜姓公主当中最有后台的一位。顺便一提,姜姓一部分被华夏文化同化,一部分直到后汉时代始终都是戎狄,事见《后汉书·西羌传》。
        
        在更加精确的地望上,如果钱穆在《黄帝》一书中对远古史的叙述都是真的,那么新郑一带原先正是黄帝的地盘。黄帝部落并不是定居生活的,而是往来无常,四处迁徙,符合游牧部落的特征。黄帝是有熊国的国君,这个有熊国就在河南新郑,而附近的登封一带古人称之为华,9这里又是夏朝的兴起之地,“我们现在自称中华,从前又称华夏,就起源于此。古时新郑附近最多薮泽,水草丰茂,适合于游猎,黄帝当时是游牧部族,在那里最相宜。他这一族在文化方面比较落后”。10
        
        
        
        郑国东迁,迁到了炎黄故地,从申国娶来公主,是为姬、姜两姓充满政治与文化双重意义的联姻。在这一派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大好形式下,武姜为武公生了两个儿子。
        
        老大就是庄公,老二就是后来被庄公“克”掉的那位共叔段。生庄公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庄公不是正常生产,而是“寤生”,吓到了姜氏,所以给孩子起名叫寤生,因此很不喜欢他。
        
        而据《史记·郑世家》,姜氏生庄公的时候生得很困难,所以不喜欢这孩子,等生共叔段的时候生得很轻松,所以就偏爱共叔段。11
        
        “寤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两千年来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现在一般的看法都是自《史记·郑世家》沿袭而来的,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左传》的传统注释大于情理不合。按《左传》杜预注,所谓寤生是说姜氏在睡梦当中就把庄公给生下来了,姜氏因而受了惊吓,便不喜欢这个孩子。孔颖达发挥杜注,说姜氏在睡梦当中生下庄公,浑然未觉,醒来之后才突然发现身边多了一口人。12
        
        这样一来,杜预、孔颖达为一派,司马迁为一派,对寤生的解释截然相反,一个是说生子极易,一个是说生子极难。后世学者们大多站在司马迁一边,质疑杜、孔道:“既然孩子生得那么容易,这当然是件好事呀,为什么会把姜氏吓到呢?姜氏为什么又会讨厌这孩子呢?”
        
        
        
        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庄公是姜氏在做梦的时候生下来的。
        
        做梦生孩子,为什么会被吓到呢?答案大约只有一个:做的是个噩梦。
        
        《逸周书》有一篇《寤敬解》,就是说周武王在梦中得到军情警报,然后如何如何。萧兵就是从《逸周书·寤敬解》和《说文》出发,论证姜氏作噩梦而生庄公,导致了终生的忌讳。13古人信梦,这也合乎情理。但是,做梦和生孩子这得是两个不同时段的事情。试想一下,做梦得到预警,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做梦的时候生孩子,这可能吗?顾炎武就觉得这事可疑,说:“一觉睡醒发现自己生了个儿子,恐怕不存在这种事吧?”14
        
        梁玉绳在这个问题上比顾炎武更有求证精神,他从史料里边搜罗了好几个类似的案例,这自然会让顾炎武无话可说,但是,新问题又来了,睡着觉就把孩子生了,一点痛苦都没有,比在现代医院里打麻药都强,如果这样的话,《史记》里明明又说庄公生之难,共叔段生之易,这可出现矛盾了。
        
        梁玉绳有办法,解释说:照我看呀,姜氏在怀着庄公的时候一定做过什么噩梦,梦见肚子里的孩子将来会对自己不利,所以等庄公生下来之后姜氏才这么讨厌他。至于司马迁说姜氏生共叔段生得很轻松,那是真的很轻松。15
        
        ——梁玉绳在搜罗案例的时候煞费苦心、细致精当,最后作结论的时候却于理若合、于据无征。
        
        
        
        做梦之说只能推到这一步了,难产说似乎还有可为。要想把难产意思打通,就得走另外一条路:考证一下“寤”字还有什么讲法?
        
        寤,一般的意思就是睡醒。睡着了叫寐,睡醒了叫寤,如果你爱上了一位美女,睡的时候也想她,醒的时候也想她,这就叫做“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国风·关雎》说的就是这回事。
        
        所以,依照寤字的字义,我们即便再不情愿,似乎也只能接受杜预和孔颖达的解释。
        
        那么,想要把难产的意思打通,就得考察一下寤字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清代考据之学大盛,对“寤生”也没少下过功夫。朱骏声《春秋左传识小录》和《说文通训定声》认为寤字假借为啎。16黄生《义府》也说寤字与啎字相通,意思是逆生,也就是分娩的时候新生儿的双脚先出母体。
        
        正常的分娩,先出母体的是婴儿的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鼻子才不是倒着长的。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把一个痰盂扣在头上,一定是扣起来容易拔起来难,而婴儿的出生除了鼻子的小小障碍之外,还有更让人发愁胳膊和腿呢。逆生一定是痛苦的,如果一个婴儿是逆生出来的,妈妈不喜欢他也在情理之中。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也很流行,注家们多弃旧说而取新说。到了现代,钱钟书也主逆生说,还从国外找到了一则参考资料:“莎士比亚历史剧中写一王子弑篡得登宝位,自言生时两足先出母体(For I have heard my mother say,/I came into the world with my legs forward),即‘牾生’也;今英语谓之‘breech presentation’。”17
        
        钱钟书的这段引文出自《亨利六世》,剧本虽然多属虚构,其所反映的风俗却应该是真实的。如果把钱钟书的方法向前推进一步,我们会看到人类学研究里边发现了不少原始部落当中杀婴的习俗,出生环境的“不吉利”就可以成为杀婴的一个理由。威尔·杜兰举过一些例子:
        
        
        
        ……Bondei居民将凡是出生时头向前的婴儿统统缢死;勘察加半岛的人凡是在暴风雨时期出生者也加以杀害;马达加斯加部落将凡出生在3月或4月或在每个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三或星期五的婴儿全部抛弃野外,投水淹死或活埋;如系生双胎,则认为是犯了通奸罪,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作两个孩子的父亲,因此一个或两个都要处死。18
        
        
        
        其中,马达加斯加的例子推测起来应该是当地出于物质条件的匮乏而发展出的一种节育风俗,这一点我在《春秋大义》里曾经有过介绍,而“Bondei居民将凡是出生时头向前的婴儿统统缢死”应该是把话说反了,因为出生时头向前正是顺产而不是逆生,是正常现象。这样看来,Bondei居民的情况正和寤生有些类似,郑武公和武姜时代的社会文明虽然已经相当发达了,不至于把逆生的孩子杀掉,但厌恶之情总是难免的,尤其女人比男人总是多一些迷信情怀。
        
        如果当真如此的话,下一个问题就是:就算生郑庄公的时候是逆生,是难产,可母爱是人类乃至动物的天性,妈妈难道因为难产的原因就厌恶自己的孩子,甚至后来还一心惦记着推翻儿子的位子?
        
        ——要知道,我们现代人往往出于对现代生活的体会而把母爱天性过分夸大了,以为亘古以来莫不如此,事实上在古代社会里像杀婴这种极端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一时一地的社会风气,19如达尔文所说:“溺婴、特别是溺女婴,还一直被认为是对部落的一件好事,或至少没有什么坏处”,20而且,即便在动物界,杀婴一样是普遍现象,就拿和人类比较近的大猩猩来说,幼仔的死因起码有三分之一是由于杀婴现象21。顺带谈到这些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先秦时代的社会风俗、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左传》后文还会有为了家族利益而安排亲生儿子去送死的故事,这都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
        
        的确,出生环境的“不吉利”可以导致妈妈对孩子的厌恶情绪。但我们再来体会一下《左传》的原文:“庄公寤生,惊姜氏”,庄公的出生给姜氏造成的影响是“惊”,反观难产说,难产只会“折磨姜氏”,而不大可能“惊姜氏”。如果要达到“惊姜氏”的结果,杜预和孔颖达的解释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姜氏一觉醒来,忽然发现床上多了一个小婴儿,大吃一惊!
        
        再看看难产派对杜、孔的质疑:“既然孩子生得那么容易,这当然是件好事呀,为什么会把姜氏吓到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质疑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正是因为孩子生得过分容易,才给妈妈造成了惊吓。明人冯时可就道出了这个反诘,认为杜、孔最初的解释是没有问题的。22
        
        郑慧生把这一派的观点更推进了一步,提出:古人认为生孩子是件困难的事,如果生得太过容易反倒不正常了,甚至会让父母觉得这是一种灾异。证据在哪里呢?可以看看《诗经·大雅·生民》,这首诗是描写周人的始祖后稷23降生的经过: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当初,姜嫄踩到了上帝的脚印,因此怀了孕,生下了后稷,整个分娩过程十分顺利。照理说姜嫄应该高兴才是,但是相反,她把儿子给扔了: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婴儿虽小,造化却大。把他扔在巷子里,牛羊过来照顾他;把他扔在寒冰上,鸟儿飞来温暖他。小孩子就这么渐渐长大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姜嫄为什么要把儿子扔了?
        
        郑的看法是:孩子如果生得太容易,在古人眼里属于灾异现象,很不吉利。接下来的推论是:庄公寤生也是一样的道理,生得太容易了,所以被姜氏视为灾异,既惊且恶。再者,《左传》的这段史料应该是得自郑人的传说或记录,郑人之所以会这么说,这里边还有一层深意:庄公的妈妈姓姜,姜嫄也姓姜,用庄公母子来比附姜嫄母子,这是大大的抬举庄公,也是在增强自己的民族自豪感。24
        
        这是一个漂亮的解释,但事情并未到此完结,因为要完成这个解释,至少还需要如下两个条件:一,上述对《生民》的解释是一个定解;二,在《左传》“庄公寤生”这句话里,姜氏才是行为主体。
        
        关于第一点,《诗经》就像其他典籍一样,充满着歧义和不确定性,而恰好在《诗经》所有三百零五篇中,“诸家聚讼,莫多于《生民》之诗”。25所以,就在姜嫄生后稷这个细节上,有人说是易产,也有人说是难产。说易产的也存在不同的说法,比如按郑玄的解释,姜嫄生了后稷之后,不仅因为生得太容易而感到忧心,同时还担心没丈夫就生孩子,事情过于离奇,生怕别人不信。26
        
        郑玄的解释虽然权威,但有可能犯了以今度古的错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原始部落的女人常常并不清楚怀孕和性交之间的因果关系,她们以各种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稀奇古怪的理由解释怀孕现象,比如,如果接近某个“灵”经常出没的地方,会认为是“灵”进了自己的身体从而导致受孕。更离奇的说法甚至还有:“甚至在某些地方,灵魂被认为是从图腾动物或植物中直接流溢出来的。据斯特莱罗说,在阿兰达,要是一个妇女吃了大量水果,据信她所生的孩子将以这种水果为图腾。如果在她感到胎儿最初颤动的那一刻她正在看一只袋鼠,那么就会认为是袋鼠的拉塔葩进入到她身体中并使她受孕了。”27——这样看来,如果一个女人踩了神灵的脚印而受孕,这在先民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这在“文明人”看来确实不可思议,而且又有未婚先孕的嫌疑,不大体面。所以古人的解释也有唯物主义和神异说之争:《毛诗》认为姜嫄是跟着丈夫亦步亦趋去祭祀,以虔诚感动上天,终于怀孕而生子;郑玄是采《史记·周本纪》之说,认为姜嫄踩了天神的脚印而怀孕生子。28及至宋代,欧阳修和苏洵很有进步人士之风,支持毛诗的唯物主义解释,反对《史记》和郑玄的“封建迷信”,而朱熹则以同样很唯物的观念来维护郑玄,引张子厚的说法:“天地之初肯定是没有人类的,那人类是怎么来的呢?应该是天地之气化生而来……”29
        
        ——岑仲勉尝论《生民》一诗,持论甚当,于“不经人道而生子”引《大唐西域记》之异国风俗传说,于欧阳修之言而论及宋人治史之弊,谓“大抵宋人考古,往往偏重主观(参《古史辨》二册100页引眉山苏氏说),不从客观方面着想,结果于理虽通,然反失古史之真面,视汉儒偏重训诂者厥弊维均也。”30
        
        的确,我们在前文见过很多宋人治学刻意求深、屈就事实以阐扬大义的一面,现在看到的则是他们追求理性的一面,并以当今之人性揣摩古人之事理。以我们现代人的知识来看,在这个问题上越是追求理性就越是可能远离事实,越是贴近当今之人性就越是可能远离古人之观念。反倒是司马迁和郑玄充满“封建迷信”的解释更加贴近初民社会的普遍观念。难产和易产之争恐怕也得从这个角度来想。
        
        
        
        易产之说另外的解释是:后稷降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婴儿,而是胞衣连体,这确实够让妈妈害怕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弃婴行为。31还有更进一步说,姜嫄实际上生的只能说是一个蛋,所以才要反复地抛弃它。32还有从民俗学角度以“水中试婴”的风俗来作解释的,33有说姜嫄以处女之身未尝祭祀而生子故恐上帝不宁的,34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上述说法成立,就说明仅仅是易生不足以导致姜嫄弃婴,总得再有一些异常情形才行。再者,“庄公寤生”这句话,究竟谁才是行为的主体呢?
        
        在讲讲《生民》一诗的难产说。诗中有一句“居然生子”,易产派解释为安然生下孩子,难产派却解释为惊异之辞,35意思满拧。其他种种歧说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在难产说被彻底打倒之前,易产说作为论据的力量并不足够强大,况且易产说内部还留有上述问题没有解决呢。
        
        这一来,似乎逆生说又占了上风。杨伯峻即承袭了逆生的看法,认为种种异说皆不足信,“寤”就是“啎”的假借,因为《左传》明明是说“庄公寤生,惊姜氏”,主语是庄公而不是姜氏,是庄公寤生而不是姜氏寤生了庄公。36
        
        
        
        事情到此结束了吗?还没有。事实上,在杜预的解释之前,东汉应劭对“寤生”就作过现在已知的最早的解释。应劭在《风俗通义》里说:小婴儿才一落生就能睁眼看世界,这就是所谓寤生。37
        
        应劭训寤为悟,一直不大为人所信,而《风俗通义》也早已失传。后世多是断章残简辗转相抄。张泽渡梳理旧说,翻检类书,找出了古老的证据——《太平御览·人事部·产》引《风俗通》说:“孩子生下来睁不开眼睛,俗话叫做寤生,寤生的孩子妨父母,所以父母不养活他们。”下有按语:“《左传》里边郑庄公就是寤生的孩子,他的父母最后都终老天年,可见寤生的孩子妨父母之说并不可信。”这是迄今引得最早、引文最全的例证,38所说正好和前边所说的(也是通常被引用的《风俗通义》)相反,原文不是“生而开目能视”,而是“未能开目视者”,张泽渡又引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的一条引述为旁证:“庄公寤生,《风俗通》云:‘俗说儿堕地,未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
        
        这样看来,寤生是和医科有关的。张泽渡转而翻检医书,又找到不少佐证,最后确诂为:“儿堕地未能开目而视,目闭口噤,闷绝不啼。”39这一来,寤生的行为主体是庄公,这点很合拍;寤生的孩子会吓到父母,民俗又有妨父母之说,和“惊姜氏”、“遂恶之”也合拍;而且证据确凿,再无疑义。至此,对寤生的训诂可以告一段落了。
        
        
        
        庄公寤生,结果姜氏给儿子起名字就直接用了寤生二字,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犯了起名字的大忌,就好像算命先生说一个新生儿将来会成为家里的灾星,结果妈妈就给这个孩子起名为灾星。试想一下,整天对一个小孩子灾星长、灾星短地呼来喊去,母子双方的心理阴影只能越种越深。而且,按照春秋时代的社会风俗,姜氏这种起名字的方法是“非礼”的。——《左传·桓公二年》追记一段晋国往事,说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地战役时生下太子,取名为仇,在千亩战役时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成师。师服为此大发了一通议论,说:“国君哪能这样为儿子取名字呢!取名以表示道义,道义是产生礼仪的,礼仪是作用于政治的,政治是用于端正人民的。政治搞得好,人民就会服从,反之就会生乱子。古来好的配偶叫妃,不好的配偶叫仇。如今国君为太子取名为仇,给仇的弟弟取名成师,这是动乱的预兆呀,做哥哥的恐怕将来要倒霉了。”40
        
        晋穆侯在条之役打了败仗,看来心里不大痛快,给儿子取名也用了个坏字眼;在千亩之役中打了胜仗,大概是一高兴就给二儿子取了个漂亮名字。我们可以用两个现代字眼来替换一下:设想太子叫公子孬,老二叫公子英,确实别扭。师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国君无家事,家事就是政事,一点小小的家务纠纷就可以导致一场国难。而师服从晋穆侯给两个儿子所取的名字上嗅到了将来国难的血腥味,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师服的政治远见。君子见一叶落而知秋,尝一勺而知鼎劐,师服就是这样的人呀。
        
        如果师服是在郑国,从寤生这个名字上应该就能嗅到将来的兄弟之争了吧?
        
        
        
        
        1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正义曰:杜以为凡倒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贾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后有祸福,将终之,乃言初也”。
        2 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5年第1版),第51页。
        3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5页:《贾子·益壤》曰:“黄帝者,炎帝之兄。”《制不定》曰:“炎帝者,黄帝之同父母弟。”说虽不同,必有所本。
        4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
        5 “四岳”异说很多,如王玉哲考订四岳即今山西南部霍太山。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52-456页。
        6 《国语·郑语》:公曰 :“谢西之九州,何如?”对曰 :“其民沓贪而忍,不可因也。唯谢、郏之间,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训之,是易取也,且可长用也 。”
        7 傅斯年:《姜原》,《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6-53页。
        8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48页:周宣王时,开始把亲戚和大臣分封到中原地区。周宣王曾分封他的母舅到申,称为申伯,接着又增加谢作为封邑,并派大臣召伯虎率领大军前往,“彻申伯土地”,建筑大城,营造寝庙,周王并且到郿(今陕西眉县东北),亲自为申伯饯行,还赏给大圭作为凭证。大臣尹吉甫还作《崧高》之诗赠予申伯,作为纪年,就是《诗经·大雅·崧高》。
        9 钱穆此说并非确定之论。另外的说法如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00页:“至于华夏的‘华’字,在夏朝有没有出现,就更难说了。若据《尚书》注‘冕服采章曰华’,华是由于夏族的服饰和文化特征而得名,后便演化为华与夏为同义语,或合而为一称之为‘华夏’了。”
        10 钱穆:《黄帝》(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9-10页。
        11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
        12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寐寤而庄公巳生,故惊而恶之。……○正义曰:谓武姜寐时生庄公,至寤始觉其生,故杜云“寐寤而庄公巳生”。
        13 萧兵:《〈左〉疑三则》,《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14 [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寤寐而庄公已生,恐无此事。
        15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余谓当时庄公在孕时,武姜尝梦生子不利于己,惊而觉。及生庄公,遂以名而恶之。至史公谓段生易,乃以意言之耳。
        16 [清]朱骏声《春秋左传识小录》:寤读为牾,逆也。逆产如手足先见之类,仍送进门,令其徐转而顺生。
        《说文通训定声·豫部》:寤,假借为啎。
        17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168页)。
        18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1, by Will Durant, 1935)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5页。
        19 参见王子今:《秦汉“生子不举”现象和弃婴故事》,《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20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版),第176-177页。
        21 参见章彦华、颜忠诚:《动物的杀婴现象》,《生物学通报》2007年第6期。
        22 [明]冯时可《左氏释》:夫人之恶者,恶其怪也,恶其惊也。
        23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页:后稷原是稷神的称谓,不是官名。西周时代确曾以后稷为农官之长,该是由于推崇后稷的缘故。
        24 郑慧生:《〈左传〉训诂五则》,《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古人以易生为灾异,从而不喜欢这个婴儿,那是古人的思想,我们不能以之为怪,更不应该牵强附会去改变传统的训释。我以为,郑人记载庄公寤生的事,还有比附后稷的一番深意(二人的母亲又都为姜姓),如果硬要改训寤生为牾生,为难产,那就失去这一番深意了。
        25 [清]成瓘《读诗偶笔》
        26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笺云:康、宁皆安也。姜嫄以赫然显著之徵,其有神灵审矣。此乃天帝之气也,心犹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无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惧时人不信也。
        27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37页。
        2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生民》: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从于帝而见于天,将事齐敏也。……笺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肃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肃戒不复御。后则生子而养长之,名曰弃。舜臣尧而举之,是为后稷。……[疏]“厥初”至“后稷”。○毛以为,本其初生此民者,谁生之乎?是维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问民生之状。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于郊禖之神,以除去无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禖之时,其夫高辛氏帝率与俱行,姜嫄随帝之后,践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为神歆飨。神既飨其祭,则爱而祐之,于是为天神所美大,为福禄所依止,即得怀任,则震动而有身。祭则蒙祐获福之夙早,终人道则生之。……○郑唯履帝以下三句为异。其首尾则同。言当祀郊禖之时,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见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处,而足不能满,时即心体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于身中,如有人道精气之感己者也。于是则震动而有身,则肃戒不复御。馀同。
        29 [清]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一,[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63页:《史记·周本纪》云:“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弃。”其说盖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会之者。郑氏笺《诗》,遂用其说。至宋,欧阳永叔、苏明允出,皆从毛氏,以为从帝喾之行,而驳《史记》、郑笺之非;然后经义始明,圣人之诬始白。而朱子作《诗传》独从郑氏,且云:“古今诸儒多是毛而非郑,然按《史记》亦云然,则非郑之臆说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又引张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
        另参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第1版),第7-9页:我认为姜嫄可能即“羱羊”之倒语。羱羊者,坟羊也……假定姜嫄得名于“羱羊”之说为不钜谬,那末,我现在可以论定:姜嫄,即是土神,也即是“土之怪曰羵羊”。土神,在古代希腊神话称为地母(Gais),到了农业发达时代变而为谷神(Scros),用以比较《大雅·生民》之诗,姜嫄恰符于地母,而后稷正相当于希腊神话的谷神。因此,《帝系》、《周本纪》所传姜嫄生后稷的故事,现在,我们只能视为农业生产时代所应有的原始生殖神话。
        30 岑仲勉:《周初生民之神话解释》,《两周文史论丛》(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第2-3页。
        31 何飞燕:《后稷弃孕生及其被弃传说故事新考》,《殷都学刊》2006年4月。另:考之“水中试婴”的心态,还可参照[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 by Claude Levi-Strauss, Librairie Plon 1955 et 1973)(王志明/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第81页:属于同一时期,在附近的另一座岛屿(波多黎各,根据欧维也多(Oviedo)的证辞),印第安人把这人捕捉来,活活淹死。淹死以后几个礼拜之内,印第安人派警卫看守那些尸体,目的是要看看这些白人的尸体会不会腐烂。比较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可得到两个结论:白人相信社会科学,印第安人则相信自然科学;白人认为印第安人是野兽,印第安人则怀疑白人可能是神。
        32 萧东海:《一个未被读懂的上古神话故事——〈诗经·大雅·生民〉前三章解读》,《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3 胡万川:《中国的江流儿故事》,《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36-237页,引《博物志》及Sir James G. Frozor, P.455。
        34 岑仲勉:《周初生民之神话解释》,《两周文史论丛》(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第16-17页。
        35 [清]魏源《诗古微》。褚斌杰《诗经全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即取其解。
        3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0页:寤生,杜注以为寤寐而生,误。寤字当属庄公言,乃“牾”之借字,寤生犹言逆生,现代谓之足先出。明焦竑《笔乘》早已言之,即《史记·郑世家》所谓“生之难”。应劭谓生而开目能视曰寤生,则读寤为悟,亦误。其他异说尚多,皆不足信。
        3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0页:应劭谓生而开目能视曰寤生,则读寤为悟,亦误。
        38 张泽渡:《“寤生”探诂》,《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月:宋《太平御览·人事部·产》引《风俗通》云:“不举寤生子。俗说儿堕地,未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举寤生子妨父母。谨按:《春秋左氏传》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因名寤生。武公终老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这是迄今引得最早、引文最全的例证。
        39 张泽渡:《“寤生”探诂》,《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月。
        40 《左传·桓公二年》: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作者:两根下划线  回复日期:2007-12-17  21:29:51  
        在下看得很晕。。。功底太单薄了。建议好熊开个相关书单先,这样像在下这样的菜鸟可以先积累些必要的知识
    ===================================================
    煮酒有潇水、虎公和秦望山若耶水的春秋帖,都很好看~
    作者:oufat  回复日期:2007-12-17  21:37:03  
        原来好熊一开始就说了内采邑而外诸侯啊。呵呵。外诸侯大国如鲁国晋国齐国等,爵位大多是“侯”。而郑却是“伯”,和“毛伯”之类的王畿内混的一样,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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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欧胖子,多多批评呀~
    对了,你有什么专业论坛可以推荐一下?我想把文章再收拾收拾之后放到专业论坛上挨挨批~
    其实早有这个想法,但一直胆怯,很怕被批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这种批评毕竟和形胜那种不一样,肯定是货真价实值得重视的)。虽然我知道百炼成钢的道理,但我是个很自卑的人,承受不了太大的心理打击~
    作者:杜垣  回复日期:2007-12-19  12:09:00  
    ……好熊似乎企图否认“国家”的自性或自主性,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我对此有所保留。你在此没有象『春秋大义』那样详细展开。
    ==============================================
    我这里只是描述一下古人的国家观念,没结论~
    
    补充:也没评价
    作者:eastime  回复日期:2007-12-18  22:42:50  
    ……那时候的人就有字了么?
    =======================================================
    字的起源应该很早。前一部分讲过,命字的习俗的原始版在部落社会里就有发现~
    
    作者:玫瑰之原生质  回复日期:2007-12-19  19:38:36  
    ……顺带提个字,攻城略地,那个略字,偶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是不是应该用“掠”??
    ================================================
    据《广雅》,略,治也。略,取也。《左传·宣十五》以略狄土。
    没错的~
    
    玫瑰慢慢看,我慢些更新来等你~
    杜垣:
    我们设想一种抽象情况:有熊国是个契约国家,一共10个人,有熊国的国家利益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违背所有10个人中每个人的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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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2016-07-12 15: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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