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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叱诧欧洲:被国人遗忘的柔然帝国[第1页]

作者:凭林  更新时间:2017-05-14 19: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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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政府还合资兴建了大同云岗、敦煌莫高窟、河北响堂山等佛教石窟。其盟友厌达汗国也在中亚同时兴建了闻名于世的巴米扬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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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篇 被遗忘的草原帝国
“远方的人请问你来自哪里,你可曾听说过阿瓦尔古丽?她带着我的心儿穿越那戈壁,多年以前丢失在遥远的伊犁……”
几年前,新疆歌手刀郎的《新阿瓦尔古丽》风靡长城南北,这悠扬的旋律不仅将我们的心绪带到现代的伊犁,也把它带回了古时的戈壁。
    从戈壁以南的河套平原到接近北极圈的西伯利亚苔原,从大兴安岭到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亚欧大草原,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生活的乐土。从古至今,他们始终沿袭着祖先遗留下来的古老经济模式,一群牲畜、一副弓箭、一顶帐篷,似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当气候宜人时,他们的生活节奏松散而安逸,局限于很小的社会团体,醉心于放牧、狩猎和歌舞,对偶然来访的客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当气候恶化,牲畜成批死亡时,他们却会显现出另一种狂野的人格,在短期内自发地组成庞大的军队,像饥饿的狼群那样洗劫南方的农业居住区。他们的弓骑兵像旋风一般疾驰,发射出像机关枪一样猛烈的箭雨,每每令文明大国的正规军疲于奔命。从东亚到中欧,所有的农业民族都曾是他们的蹂躏对象,地球上所有的可耕地都曾被他们的马蹄无情地践踏,只有最强盛的几个农业帝国能勉强与之抗衡。
    
    在公元4世纪,亚欧大草原与中原大地一样,笼罩在军阀混战的阴影中。匈奴与鲜卑的时代已然消逝,突厥与蒙古的时代却尚未到来。经过几十年混战,一个新兴的民族终于君临大草原。他们上承匈奴、乌桓、鲜卑,下启突厥、蒙古、女真,既是古老草原传统的捍卫者,也是新兴科技文化的倡导者。小到发型和武器,大到信仰和语言,他们的文化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欧亚大陆上的众多民族。
    和许多古代游牧集团一样,这个民族曾经有许多名字:他们自称“柔然”或“茹茹”,北朝人称他们为“蠕蠕”,南朝人称他们为“蝚蠕”或“芮芮”,隋唐的中原人称他们为“阿拔”,突厥人则称他们为“阿帕尔”(Apar)。
    在境外,他们的名字更是五花八门。阿拉伯人称他们为“沙里”(Sharii),欧洲人则称他们为“哲欧根”(Geougen)、“阿瓦尔”(Avar) 、“欧伯尔”(Obor)或“瓦尔匈奴”(Varchonitae)。
    按照《辽史•国语解》的记载,“蠕蠕”的“蠕”字,古代发音是“而宣切”,也就是“ruan”,读如“软”,表示蛇虫爬行的形象。从语音判断,“蠕蠕”、“蝚蠕”、“芮芮”、“茹茹”、“柔然”、“哲欧根”等显然是同一个名字,现代汉语拼音应拼作“ruan ruan”,而国外的著作则沿用威氏拼音法,拼作“juan juan”。同样,“阿拔”、“阿帕尔”、“欧伯尔”与“阿瓦尔”也可以合而为一,即满语中的“Abahai”(通常译为“阿巴亥”或“阿拔嘎”)或突厥语中的“Abakan”(阿巴坎),也是蛇的意思。可见,这个民族的本名应该是 “阿拔尔”,其他音译形式为“阿拔”、“阿帕尔”、“阿瓦尔”、“阿拔嘎”或“阿巴坎”;它的意译则为“蠕蠕”、“蝚蠕”或“柔然”,也可写作“芮芮”、“茹茹”、“哲欧根”等形式。
    与匈奴、鲜卑、突厥、女真、蒙古等更著名的游牧民族不同,柔然民族的起源既没有怪异的野史传说,也没有动人的传奇可讲。但这绝不代表它缺乏惊心动魄的内容,而是应该抱怨生不逢时。因为柔然人叱诧风云的时候,当时的世界各地都处于文化衰落时期,普遍缺乏优秀的历史著作。二来柔然人不像他们的前辈匈奴、鲜卑人那么嗜血。他们曾经横扫东西数万里,攻陷过上千座城镇,但从来没有屠过一座城,因此也就没有制造出大批对所受苦难刻骨铭心的受害者。没有了诅咒他们的受害者,柔然人自然淡出了口传史学“家”们的视野。
    柔然民族原本出自拓跋鲜卑,与后者一样,是匈奴、汉、高车和契骨人融合而成的混血民族。除了战马和弓箭,他们更崇拜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以及由鹰、豹组合而成的怪兽。
    他们神秘的族名“阿拔尔”出自亚欧草原上古老的传奇英雄阿波罗。不过阿波罗辉煌的历史历经数千年的口耳相传,早已成为模糊的神话,新的光荣需要太阳神后裔们自己去努力博取。
    当拓跋鲜卑被前秦征服时,柔然人也沦为前秦帝国的臣民。但淝水之战完全改变了中原历史的进程,前秦帝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柔然人乘机摆脱鲜卑人的控制,独立并北上,进而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起绵延万里的柔然汗国。
    
    抱歉,开头没加个说明。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这些草原帝国的名字耳熟能详,但柔然,这个在蒙古草原叱诧风云200余年,随后又步匈奴后尘,到欧洲活跃了250余年的东方民族,却难得被人提起。
     这也难怪,这个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民族留在中国史籍中的记忆实在不多,加之并不喜爱杀戮,所以没给人留下什么可怕的记忆。
     本文试图对这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大致勾勒。不过有言在先,柔然民族因为主要扬名于境外,所以很多名词听起来有些拗口。
     顺便说一句,柔然人,是蒙古人的祖先。
    为了对付昔日的宗主——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国,柔然人与汉族统治的南朝政权建立了长期盟友关系。在此后的三百多年中,这支令人闻风丧胆的辫子军东征西讨,踏遍从黑龙江到易北河之间的辽阔土地,继匈奴之后,将草原帝国的荣耀再次传遍亚欧大陆。正因为他们的牵制,北魏才无法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也正由于他们的西征,西罗马帝国才最终被欧洲民族大迁徙的浪潮摧毁。
    早年的苦难没有把柔然民族打造成嗜血的狂人,反而培养了他们同情弱者的宽厚性格。远征柔然的失利一度使北魏帝国沦落到崩溃的边缘,进而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大批北魏佛教徒逃奔漠北避难。受其感召,柔然民族逐渐接受了佛教信仰,佛法自此在蒙古高原上深入人心。受佛教影响,柔然汗国一度与死敌北魏和解,两国政府还合资兴建了大同云岗、敦煌莫高窟、河北响堂山等佛教石窟。其盟友厌达汗国也在中亚同时兴建了闻名于世的巴米扬大佛。
    对佛教来说,那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奇迹的时代。
    公元5世纪中叶是柔然汗国的鼎盛时期,他们软硬兼施,建立起一个比匈奴帝国更加庞大的国家。北匈奴的直系后裔——悦般,就是被柔然和厌达联盟消灭的,冒顿单于的后代因而丧失了贵族的地位,沦为普通的中亚牧民。
    不久,柔然铁骑越过乌拉尔河,深入东欧腹地,若非他们伟大的可汗吐贺真正好在此时去世,柔然人早就可以在维也纳森林野营了。出于对柔然人的畏惧,东欧民族纷纷涌向中欧,在匈奴帝国崩溃后制造出又一波民族迁徙浪潮,最终将盛极一时的西罗马帝国彻底倾覆。这次远征虽然半途而废,但为柔然人的后裔保存了西方的记忆,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突厥人、马扎尔人和蒙古人没有必要向别人打探道路,也无须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沿着先人的足迹,从鄂尔齐斯河直扑多瑙河。
    
    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北魏与柔然这对亦敌亦友、亦亲亦仇的欢喜冤家,相继分裂成东西两朝。柔然汗国经过艰苦努力,一度重整山河,并利用北魏的分裂,主宰了东方的政局。但上次分裂的恶果继续发酵,原本臣属于柔然汗国的突厥人在西魏的支持下突然崛起,一举结束了柔然人在漠北的霸权。在突厥人的追杀下,柔然民族四分五裂,大多融入其他的亚洲民族中,他们兄弟般的盟友——厌达也落了个相同的结局。
    558年,自称“阿瓦尔人”的异国使团抵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请求与拜占庭人结盟,这给西方人带来了巨大的惊讶和震动。不久,突厥人也派来使团,抗议拜占庭人接纳阿瓦尔人,这时的西方才知道,阿瓦尔人就是柔然人,他们只是回到了祖先阿波罗曾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而已。
    拜占庭与较为强大的突厥人结盟,以对付死敌波斯,阿瓦尔人则巧妙地拉拢波斯夹击拜占庭,又先后征服了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等西方民族,在东欧平原上重建柔然汗国,从此开始了他们“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第二春。
    柔然铁骑的出现,给衰落中的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他们要向东方军队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欧洲最早的军事理论巨著《战略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弯曲的马刀、丈八长矛、鱼鳞甲、新式钢盔,特别是金属马镫,这些阿瓦尔武器使欧洲的军火库焕然一新。同时,阿瓦尔人也乐于引进西方独有的科技,例如马蹄铁和马刺。正是在阿瓦尔汗国,现代马匹的全套装备才最终成型。
    虽然被突厥人赶出家乡,但阿瓦尔人毕竟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还拥有了一位杰出的君主——伯颜可汗。伯颜不仅是出色的军事家,更是高明的外交家,为了给本民族争取最大的利益,他与拜占庭人进行了多次经典的谈判。他也意识到武力的局限性,所以尽量避免对征服地区进行经济上的破坏,并且用减税的方法促进农业生产,促成了中世纪欧洲农奴制经济的发展。
    依靠军事才能,伯颜西征法国,生擒了法国国王西格伯特,导致墨洛温王朝的衰微和加洛林王朝的兴起;依靠外交才能,伯颜利用日耳曼民族间的矛盾,成功地吞并了曾经翦灭过欧洲匈奴人的格皮德王国,并迫使伦巴第人向南方迁徙。后者在意大利北部一直居住至今,当地因此得名为“伦巴第”。
    至此,整个中欧地区都落入了阿瓦尔汗国,也就是柔然帝国之手。随后,伯颜东御突厥,南征拜占庭,勒索了巨额贡金,使濒临绝境的阿瓦尔民族快速崛起为欧洲第一强权。
    
    草原帝国的一大缺点是过于依赖英雄。由于缺乏稳固的政治体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科技创新,帝国的盛衰几乎全部系于可汗一身。伯颜的儿子滥用父亲的遗产,联合波斯夹击拜占庭,把实力全部消耗在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之下,最终功亏一篑。
    草原帝国传统的“暴力经济”需要不断的军事成就来维持,没有取得战利品的征战就是失败。缺乏掠夺成果使阿瓦尔汗国内部矛盾重重,地方诸侯各怀鬼胎,汗位争夺斗争更使得阿瓦尔汗国彻底分裂,大保加利亚汗国、可萨突厥汗国和各个斯拉夫国家则趁机相继形成。而当大保加利亚汗国瓦解之后,保加利亚人便在可萨突厥人的驱逐下四处迁徙,引发了新一轮的民族迁徙狂潮,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阿瓦尔人的实力。
    查理大帝登上法国王位后,觊觎阿瓦尔汗国的财富,积极东侵。此时的阿瓦尔人早已定居务农,民不知战,无力抵抗自己的学生——法国重骑兵的攻击,又因陷入内讧难以自拔,终于在公元8世纪末向法军投降。在远征阿瓦尔汗国期间,著名的《尼伯龙根之歌》开始在法军队伍里流行,它描述的故事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传奇,而是对现实的演绎。根本没有什么勃艮第人对匈奴的远征,有的只是法国对阿瓦尔的远征。《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可以在那段历史中找到原型,“尼伯龙根的宝物”正是阿瓦尔可汗的国库。它传唱千古,打造了德意志民族的性格,影响至今不衰。
    被法国征服后仅仅一年,因不堪忍受残酷剥削,阿瓦尔人纷纷暴动,结果惨遭法国和保加利亚的联合镇压,领地和民众都被两国瓜分。从此,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族便陨落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被后人遗忘。
    柔然人,或者阿瓦尔人,真的彻底灭亡了吗?
    
    时光又流淌了八百多年之后,“Abahai”再次成为满洲酋长努尔哈赤最钟爱的名字。
    1601年,努尔哈赤迎娶了纳喇氏女子阿巴亥为妾,后来将她提升为大妃,宠爱无比。阿巴亥给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临终前,努尔哈赤遗命阿巴亥为自己殉葬,因此引起了轩然大波。“阿巴亥”即“Abahai”,相当于维吾尔语的“阿瓦尔古丽”。
    为了对抗明朝,努尔哈赤在1614年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联姻。莽古思把女儿博尔济吉特氏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阿拔嘎(Abahai),由此开启了满蒙联盟。努尔哈赤死后,满蒙贵族推举阿拔嘎继承了后金汗位。不久,这位阿拔嘎改国号为“大清”,汉族官员称他为“皇太极”。“阿拔嘎”与“阿巴亥”发音一样,都等于“阿瓦尔”,也就是柔然。换言之,清太宗皇太极的满语本名既可以音译为“爱新觉罗•阿瓦尔”,还可以意译为“金柔然”!
    
    
    别看“皇太极”这个名字像汉语,其实也与柔然有关。它本来叫“黄台吉”,是汉语和蒙语的混合词。“台吉”是蒙古贵族头衔,相当于满语中的“贝勒”。阿拔嘎是后金的四贝勒,又主管正黄旗和镶黄旗,所以被称为“黄色的台吉”。
    “台吉”经常被译为“太子”,但它与汉语的“太子”并不相同,因为中原政权的太子只能有一个,而草原政权却可以并立多个台吉,台吉并不自动获得皇储的身份,更像是亲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四子金兀术(完颜宗弼)情况与皇太极类似,岳飞称他为“四太子”,也就相当于“四贝勒”。其实,金兀术并非真正的皇太子,而只是个“台吉”。“台吉”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柔然时期,当时柔然、突厥、厌达各草原民族都称高级别的贵族为“特勤”(Tegin),它显然与“台吉”是同一个词,尔后被蒙古人和女真人沿用。
    类似于金兀术和皇太极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许多。成吉思汗的祖先吐贺真•伯颜,就是一位柔然可汗与一位阿瓦尔可汗名字的结合。正因为有柔然汗国的存在,草原民族历史的前后承接才不至于过于突兀。是的,历史不曾忘记,万物皆有遗迹。历经千载,柔然民族的后裔依然生活在祖先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大草原上,谱写着新的传奇。任何一部没有他们身影的世界史都是既不完整,也不公正的。
    
    
    上部 可汗大点兵
    第一章 单于猎火照狼山
    公元412年,僧伽罗岛(Simhala,即斯里兰卡)。
    在这个远离亚欧草原的印度洋岛屿上,一位中国僧人心事重重地登上了回乡的商船。
    他的名字叫法显。
    
    十多年前,法显离开战乱频仍的祖国,经中亚陆路长途跋涉,来到安定祥和的印度取经。如今,中国战乱依旧,而印度却也不再太平。西北方的寄多罗人正在入侵,印度的一代雄主超日王(Vikramaditya,又称旃陀罗笈多二世)绝望地发现,自己那绵延百年之久的笈多(Gupta)王朝已然风雨飘摇。正因为这个原因,天生晕船的法显离开印度时,才不走来时的陆路,而甘愿冒着遭遇台风的危险,选择海路回国。
    寄多罗人之所以要南下印度,是因为他们自己正遭到更强大的游牧民族的逼迫。这是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迁徙:贵霜人被柔然人追逐着,而柔然人又被拓跋鲜卑人追逐着。
    本书的主人公柔然既是拓跋鲜卑的死敌,又是拓跋鲜卑的至亲,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从拓跋鲜卑中分化出去的一支。
    对于本民族的起源,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国有很明确的官方说法:他们本是黄帝的后裔,在秦末被匈奴人驱赶至大鲜卑山(大兴安岭),所以称为“鲜卑”;鲜卑人称土为“拓”,称君主为“跋”,合称“拓跋”。
    不过,官方说法往往都是精心炮制的谎言。拓跋鲜卑这个民族虽然名为鲜卑,《魏书》中也提及“大鲜卑山”等鲜卑人的早期历史,但他们其实主要是汉族与匈奴的混血后裔。
    原来,汉将李陵在公元前99年北伐,被匈奴俘获。匈奴君主且閛侯单于见李陵骁勇,甚为喜爱,封他为右校王,并将女儿拓跋(又写作“托跋”)嫁给了他。后来,这对夫妇的后裔及其部属或姓李,或姓拓跋。 李陵与拓跋统治的区域是叶尼塞河上游,也就是清朝时的唐努乌梁海,当地近年已发现李陵的寝宫遗址,汉化特色显著。
    公元2世纪,匈奴分裂衰微,大兴安岭的鲜卑人乘机西进,与东汉军队联手击败匈奴,进而入主蒙古高原。当地的十余万户匈奴家族见鲜卑人势大,便跟风改称鲜卑,其中就包括拓跋部。入主中原以后,拓跋鲜卑人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考虑,非常忌讳此事,坚持自称是正统的鲜卑人,严禁别人说自己是李陵与匈奴公主拓跋的后裔,违者杀无赦。不过,与他们敌对的南方汉族却对此津津乐道。
    
    究竟是拓跋鲜卑人的说法准确,还是汉族的说法准确呢?从历史上看,拓跋鲜卑一直与贺兰、宇文等匈奴部落关系亲密,却与大鲜卑山的原住民慕容鲜卑人势同水火。拓跋鲜卑人建立北魏帝国后,不断屠杀慕容家族,甚至迫使他们集体改姓“舆”。史载,慕容鲜卑人多数是金发碧眼的“白虏”,而拓跋鲜卑人的容貌与汉族相比,却并无特别之处,显然是典型的黄种人。可见,拓跋鲜卑系汉族与匈奴混血的说法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对柔然民族的起源,《魏书•蠕蠕列传》作了动人的评述:“这些匈奴人的后代啊,不知最初从何而来,逃离我们的控制,集结他们的丑类,突然间从弱小发展为强大,像狂风一样呼啸,向鸟雀一样飞腾,像洪水一样涌来,像闪电一样离去,我国首都多次遭到他们的威吓,皇帝的战车因他们而无法休整。”
    其实,拓跋鲜卑人知道柔然人从何而来——就从他们自己。公元520年,柔然可汗阿那瓌觐见北魏孝明帝元诩时,自我介绍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元诩也点头称是,答道:“朕已具之。” 现存柔然人墓志铭《郁久闾扶仁墓志》,铭文称墓主扶仁本姓“茹茹”,是夏朝王子淳维的后裔,而司马迁的《史记》恰恰称淳维是匈奴人的祖先。由此看来,柔然人无疑是匈奴的后裔,而且还是从拓跋鲜卑人中分化出来的。
    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匈奴与汉族的混血后裔,其中搀杂有少量高车和契骨等邻近游牧民族的成份,但和正统的鲜卑人(也就是金发碧眼的慕容鲜卑)不仅不会有多少亲缘关系,而且还是宿敌。
    西晋统一中国前不久,即275年左右,正值拓跋鲜卑领袖拓跋力微在位。此时,拓跋鲜卑人已经扩展到燕山与河套地区,主营设在一块名叫“参合陂”的湖泊边(内蒙古凉城东的岱海)。
    某日,拓跋鲜卑骑兵抓获一名少年战俘,将他收为自己的奴隶。拓跋鲜卑男子都留着长辫子,称为“绊发”,因此被汉族贬称为“索头虏”或“索虏”。这名奴隶因为年幼,头发还很短,无法扎成辫子,所以被主人起名叫“木骨闾”,也就是“秃头”的意思。
    
    列位如此捧场,在下不敢不努力,再发上一段。
    有意思的是,“拓跋”这个姓也被写作“秃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对大臣秃发贺说:“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 所以,“木骨闾”和“拓跋”可能也颇有渊源。
    木骨闾成年之后,因为身材健壮,工作卖力,被释放为自由人,随即参军入伍,进入了拓跋鲜卑的主流社会。当时拓跋力微已死,部众纷乱。304年,南匈奴单于刘渊起兵反晋,“五胡乱华”开始。这时,拓跋力微的孙子拓跋猗卢统一了拓跋鲜卑各部,势力扩展到长城脚下。西晋为对抗南匈奴,用高官厚禄拉拢拓跋猗卢。猗卢于是以晋朝盟友的身份攻入桑干河流域,与刘渊抢夺地盘,木骨闾也随他南征。
    一次,木骨闾在军事行动中迟到了,非常担心会遭到拓跋猗卢的严惩,于是隐姓埋名,改叫“郁久闾”,和百余名逃兵一起溜走,跑到阴山北麓的匈奴部落“纯突邻”避难。不久,拓跋鲜卑人自己也打了起来,拓跋猗卢也在内讧中死去。这场内乱持续了半年多,最后以拓跋猗卢的侄子郁律取胜告终。他们自顾还不暇,更奈何不得郁久闾等逃兵了。
    “郁久闾”这个名字的的发音与“郁律”非常接近,可以说两者都是拓跋鲜卑男子的典型名字。
    郁久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车鹿会认为自身的安全已经有了保障,就离开纯突邻部,自立门户,号称“阿拔尔”,汉语称之为“柔然”或“茹茹”等。这个名字的本意其实并非“蛇”或“蠕动”,而是有着相当久远的文化起源,我们在中部第一章中会详细介绍。
    为纪念过世的父亲,车鹿会改姓为“郁久闾”。后来,“郁久闾”这个姓氏又被改为“闾”姓或“茹茹”姓,以适应汉文化的大环境,所以“郁久闾扶仁”也叫“茹茹扶仁”。
    起初,无论是拓跋鲜卑,还是东晋政权,都不承认柔然这个新兴民族的独立存在,将他们与秃发鲜卑、吐谷浑、乙弗勿敌等部并列,混称为“河西鲜卑”,也就是住在黄河以西的鲜卑人。独立之初,柔然男子大多效仿祖先郁久闾,不绊发,而是留着披肩长发,所以被拓跋鲜卑人称为“髦头”,还不能叫做“辫子军”。随着时间的推移,柔然人渐渐受周边游牧民族影响,不仅系起了醒目的大辫子,还用彩色丝带加以装饰,但那是上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柔然独立不久,又分裂为东西二部,分别由车鹿会的曾孙匹候跋与缊纥提两兄弟统治,都臣属于拓跋鲜卑,每年向后者贡献兽皮和牲畜。随着前秦皇帝苻坚在376年征服拓跋鲜卑,柔然人便沦为了前秦的属民。苻坚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以黄河为界,将拓跋鲜卑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归西单于刘卫辰管辖,东部归广武将军刘库仁管辖。刘卫辰与刘库仁都是匈奴男子和鲜卑女子所生的混血儿,也就是所谓“铁弗匈奴”或“铁伐氏”。柔然人既然被称为“河西鲜卑”,自然要归由刘卫辰管辖。几年后,刘卫辰驱逐了刘库仁,独霸戈壁南北,东西两部柔然都得受刘卫辰的节制,不满情绪由此产生。
    383年,苻坚大败于淝水,鲜卑族大将慕容垂乘机独立。刘库仁奉苻坚之命,率军去攻打慕容垂,结果反而丧了性命。刘库仁之弟刘眷害怕慕容垂,北迁到牛川(内蒙古包头市北)躲避。柔然人见前秦帝国崩溃,于是宣布独立。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刘眷毫不犹豫地对其发起攻击,柔然人因此损失了数十万头牛羊。虽然打了败仗,不过也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不错。
    
    不久,刘眷被侄子刘显害死,刘眷的女婿拓跋珪听说自己上了刘显的刺杀黑名单,连夜逃奔到匈奴贺兰部避难。在贺兰部的支持下,拓跋珪于386年战胜刘显,自称代王,不久又改称魏王,建立起雄霸一时的北魏帝国。
    
    
    拓跋珪建国之后,立即着手统一大漠南北。391年,匹候跋与缊纥提两兄弟听说北魏已经驱走弱洛水(蒙古土拉河)流域的库莫奚人和契丹人,又兼并了纯突邻部,感到大事不好,连忙带领部下向西北方逃跑,企图投奔铁弗匈奴。
    拓跋珪在军粮耗尽的情况下杀掉备用马匹充饥,连续狂奔八日,终于追上了正在休整的柔然人,将匹候跋与缊纥提当场抓获。一个月后,铁弗匈奴人也被拓跋珪击败,刘卫辰的儿子刘勃勃辗转投奔了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
    这样一来,柔然人希望借助外力恢复独立的计划便化成了泡影,就连缊纥提都对此绝了念想。没想到,这时天上突然掉下一块大馅饼。拓跋珪也许是过于自信,居然只将缊纥提所部南迁,分配给拓跋鲜卑各部管辖,却赦免了匹候跋的部族,允许他们继续在漠北生活。这无疑是给自己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394年,拓跋珪将进攻的矛头转向东南方,准备与慕容鲜卑政权、后燕皇帝慕容垂决战。被北魏南迁到云中(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的柔然王子曷多汗、社仑、斛律三兄弟认为这是摆脱北魏统治的良机,便不顾其父缊纥提的反对,率部北逃。拓跋珪闻讯后派兵追赶,杀死了曷多汗等人,但社仑和斛律还是成功摆脱了北魏军的追击,穿越戈壁滩,来到了匹候跋的营地。
    身为北魏的臣属,匹候跋虽然不忍把两个侄子遣送给拓跋珪,但也担心他们给自己制造麻烦,于是将他们安置在自己主营南方五百里的草场上,并派人在旁监视。社仑兄弟起初表现得很恭顺,不久后却突然发动兵变,逮捕了匹候跋及其家属。匹候跋的几个儿子流亡到北方的高车斛律部,社仑派兵追击,于是侵入了高车人的领土。
    高车民族属于敕勒(铁勒)族群的一支,汉朝称为丁零族,生活在巳尼陂(贝加尔湖)周围,以畜牧和渔猎为生。贝加尔湖一带是亚洲北部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人畜不易受干渴之苦,所以丁零族的生活区域相对固定,生活较为富庶。他们不仅放牧马、牛、羊,而且还养猪,种麦子,定居在半地下的木屋里,不像其他住在帐篷中的游牧民族,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因为家中物资较多,所以每户丁零人都有几辆大马车,以便运输家什和围栏牲畜。为了能够在贝加尔湖边的沼泽里自由穿行,丁零人把马车的车轮造得特别大,直径达两米左右,所以鲜卑人称之为“高车丁零”,简称“高车”。后来,丁零的称号逐渐被人遗忘,只剩下“高车”了。
    秦汉时期,高车民族长期臣服于匈奴,匈奴衰微后便成为独立势力,后来分为七部,与社仑的弟弟同名的斛律部就是其中之一。
    
    
    收留匹候跋诸子的斛律部领袖名叫倍侯利,是漠北有名的猛将。当地人如果被婴儿的哭声惹烦了,就会吓唬说:“倍侯利来啦!”婴儿就不敢再哭了。英俊潇洒的倍侯利还是大众偶像,当地女青年唱的流行歌曲很肉麻地说:“嫁人就要嫁倍侯利这样的人!”(求良夫,当如倍侯!)倍侯利业余爱好广泛,擅长用五十棵枯草占卜,方法大概类似于现代的扑克牌占卜,准确率据说很高。
    社仑袭击匹候跋的消息传来,倍侯利拿起枯草占卜吉凶,结果对自己不利,颇为忧虑。当他看到匹候跋的儿子们前来投奔,社仑的兵马又侵入了本方领土,于是鼓足勇气,对部下说:“社仑现在刚刚起事,兵贫马少,容易战胜,正是我们的好机会呀!”
    在匹候跋家人的引导下,倍侯利绕小道发动奇袭,打了社仑一个措手不及。社仑被迫求和,并将匹候跋及其家属全部释放。倍侯利见社仑不堪一击,十分得意,放任部下蹂躏柔然部落,陶醉于酒色之中。社仑与斛律发现高车人已经完全放松了警惕,于是率领千余人在清晨突袭敌营,一举消灭了大多数高车人。匹候跋在混战中被杀死,倍侯利与匹候跋的几个儿子逃奔北魏,后来都被拓跋珪封为高官。从此之后,北魏和柔然开始展开竞赛,看谁收留和重用的对方的逃犯多。
    社仑听说残敌投奔了北魏,又得知拓跋珪已经战胜后燕军,担心北魏接下来会找自己秋后算帐,于是强迫漠南的多个游牧民族与自己一同迁到漠北。随后,柔然人转向北方扩张,深入頞根河(鄂尔浑河)与弱洛水流域,战胜了盘踞当地的匈奴军阀拔也稽。 正巧高车贵族叱洛侯与上司发生矛盾,畏罪投奔社仑,引导柔然人吞并了许多高车部落。贝加尔湖周围的游牧部落闻讯之后,纷纷向社仑表示臣服。几年之前,柔然人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如今却利用鲜卑主力南下中原之机,秋风扫落叶般地统一了整个蒙古高原,世事真是难料。
    在结束了漠北草原上的分裂局面后,社仑将主营设于土拉河流域的鹿浑海之滨(蒙古额吉诺尔一带),自称“丘豆伐可汗”,也就是“始皇帝”或“太祖”的意思。“丘豆伐”之类的头衔类似中国皇帝的谥号,但它是柔然君主生前使用的尊号,而非死后的追称。
    “可汗”一词最早出自慕容鲜卑,相当于匈奴语中的“单于”,就是“广大”的意思。“可汗”(Khan)的发音也与“单”(Chan)一致,相当于“单于”一词的鲜卑方言,慕容鲜卑和从他们之中分化出的吐谷浑人都称君主为“可汗”,但并不是正式头衔,而是相当于古汉语中的“陛下”或“官家”。从社仑开始,北亚民族的领袖才正式自称“可汗”。就连北魏君主也乐于赶这个时髦,例如《木兰词》中就有所谓的“可汗大点兵”,反映了这些民族语言上的鲜卑化倾向。由此而言,社仑给自己起的这个“始皇帝”头衔还真是实至名归。
    
    立国之初,社仑设置了简单的政府部门,可考的主要官爵如下:
    国相,即古突厥语的“叶护”(Yabghu),相当于中国的丞相,主管行政和外交;
    俟力发,即古突厥语的“颉利发”(Iltabar),相当于中国的九卿,主管一方军政;
    吐豆发,即古突厥语的“吐屯发”(Tudunbar),相当于中国的御史大夫或尚书令;
    俟利,即古突厥语的“俟斤”(Ilta),相当于中国的大夫,直属俟力发;
    吐豆登,即古突厥语的“吐屯”(Tudun)或满语的“多铎”,相当于中国的御史或尚书,直属吐豆发;
    莫弗、莫何,又译作“大人”或“渠帅”,即古突厥语的“莫何弗”,相当于部落酋长;
    此外,可汗的正妻称为“可贺敦”,即古突厥语的“可敦”(Katun)。
    从这些官爵可以看出,柔然人的语言与古突厥语较为接近。另一方面,他们的许多词汇也出现在后来的蒙古语中。大量相似的词汇说明,柔然、突厥、蒙古三族的语言有着共同的祖先,那就是匈奴语。柔然人与突厥人都是匈奴人的直系后裔,而蒙古人又有许多柔然成份,所以他们的语言必然相近。蒙古与突厥两族尽管人种不同,但却拥有共同的祖先。究其原因,是因为游牧民的种族观念较轻,喜爱与异族联姻,加之自身人口稀少,所以在东方能保持黄种人面貌,到西方则很快化作白种人,这实属正常的遗传现象。
    除了组建政府之外,社仑还参照拓跋北魏的军事制度,制订了《柔然军法》:每一千人为一军,每一军设一将统领;一百人为一幢,每幢设一帅统领。当时的柔然人还不会写字,军官用羊屎球计算士兵的数量,后来改为在木版上刻线计数的方法。社仑又严明军纪,作战勇猛者必赏,懦弱退缩者必罚,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
    
    为了对抗强大的北魏,社仑称汗之后,派人出使北魏的邻邦后秦,提出和亲结盟的请求。此前(393年),拓跋珪曾派使者狄干前往后秦,提出以一千匹马为聘礼,迎娶后秦皇帝姚苌的女儿。没想到,狄干刚到后秦,姚苌就驾崩了,太子姚兴登基,婚事因此久拖不决。这回,社仑给后秦开出了八千匹马的高价聘礼。姚兴见马眼开,觉得与柔然人和亲更划得来,于是接受了社仑的请求,而将北魏使者软禁起来。
    拓跋珪听说后秦胆敢与自己的敌人——柔然和亲,还囚禁自己的使者,一怒之下于398年发兵攻打柔然,结果却没占到丝毫的便宜。拓跋珪深感忧虑,对尚书崔宏说:“柔然人以前比较憨厚,现在社仑向中国(北魏)学习,建立军法,终于成了边疆大害。道家说:‘圣人生,大盗起,’的确有道理。”
    正如拓跋珪所言,在社仑可汗的领导下,柔然人积极学习周边先进文化,并采取宽容的民族政策,实力迅速增强。在柔然人的军事压力下,拓跋珪不得不在398年把北魏帝国的首都从长城以北的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迁到长城以南的平城(山西大同),并同时创建了影响深远的府兵制,在北方边疆设置了几十个军府,以防柔然人南下。早期北魏军队以骑兵为主,步兵很少,游牧民族构成了北魏府兵的主力。但游牧民族人数稀缺,训练汉族当骑兵既费时,又不可靠,所以北魏统治者就利用府兵制,强迫游牧民族的后裔世代充当炮灰。
    401年春,拓跋珪派军西征河套平原,进攻附属后秦的高车人。后秦向柔然求救,社仑派骑兵来救,但被击退。此战中,北魏军缴获了披铠甲的柔然战马二千余匹,可见柔然此时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小。是年夏季,姚兴派弟弟姚平反击北魏,却惨遭围歼。拓跋珪志得意满,拒绝姚兴的求和,准备乘胜一举消灭后秦。但就在此时传来消息,社仑亲自率柔然军队南下,占领了拓跋鲜卑的圣湖——参合陂,而且正在逼近北魏的首都平城。拓跋珪担心后院失火,只得班师回国。社仑既然已经达到了围魏救秦的目的,便不再恋战,掉头北返。
    接下来,柔然人将扩张的矛头转向了西域,在不经意之间,令世界格局为之发生了剧变。
    
    两晋时期,西域各国以乌孙国为最强。但到了公元5世纪初,原先居住在天山北麓及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不断遭到柔然军队的攻击,只得向西逃进葱岭山中(天山西段及帕米尔高原)避难,沦为二流国家,辽阔的“乌孙故地”全部被柔然人占据。不久,乌孙西方的贵霜人也因多次遭到柔然的进攻,被迫南迁到兴都库什(Hindukush)山区,但在那儿又遭到西方波斯人的打击,实在难以立足,只好又逃往印度河流域。其实,“Hindukush”这个名字就应该翻译成“印度贵霜”。
    在印度河流域,惊魂未定的贵霜国王寄多罗(Kidara)总算交上了好运。恒河流域的笈多王国在超日王(Vikramaditya)的领导下,刚刚吞并了印度河流域的设陀罗巴(Kshtrapa)王国 ,统一了大半个印度次大陆。超日王被淹没在子民的阿谀奉承之中,大臣们已经把他吹捧成了第二个阿育王。但与武功显赫的阿育王不同,超日王和笈多贵族都是些重文轻武之徒。印度的种姓本来只是一种对职业的划分,却被他们改造为世世代代都不能变化的等级制度。笈多君主扩张国家的主要方式也不是亲自东征西讨,而是运用联姻和计谋拉拢盟友,分化敌人。
    
    
    
    寄多罗看到笈多王国是个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于是鼓起勇气,一举征服了整个印度河流域,由此便发生了本章开头描述的法显渡海回国的那一幕。
    
    几年以后,寄多罗和超日王相继死去,寄多罗的儿子昆葛思巩固了父王征服的地区,定都于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重建了贵霜王国。但他觉得“月氏”和“贵霜”等名字已经不够响亮、震撼,而且好像还有些晦气,所以在钱币上自称为“寄多罗王国”,有时还被称为“西匈奴”。
    贵霜王国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都是拜柔然汗国发生内部纷争所赐。404年初,社仑的堂弟悦伐大那计划刺杀社仑,自立为柔然可汗。社仑闻讯,只得放弃了继续追杀贵霜人的计划,撤回蒙古高原,而将肥沃的中亚河间地区交给了自己的属邦“滑国”管辖。
    “滑国”之“滑”,即“匈奴”一词的急读。在出土钱币上,滑国人自称为“匈奴”(Hyono);在文献中,拜占庭人称他们为“匈尼特”(Chionitae),叙利亚人称他们为“阿布德”(Abdel),波斯人称他们为“赫塔尔”(Hetal),阿拉伯人则称他们为“哈伊阿提拉”(Hayatila)。通常,他们因其国王“厌带夷栗陀”(Hephthaelitar)之名,被称为“厌达”(Hephthalite) ,也就是“强者”或“勇士”的意思。
    厌达人出自车师民族,起初住在吐鲁番盆地一带。汉朝的车师国分为前后两部,到了南北朝时期,车师前部仍然居住在原地,并臣属于柔然,所以厌达人大概出自失踪的车师后部。他们的语言、风俗都与柔然不同,肤色也较为洁白,所以被外人叫做“白匈奴”,以与入侵欧洲的“黑匈奴”和以突厥为代表的“红匈奴”相区别。
    
    随着厌达势力在中亚如鱼得水的发展,他们与柔然发展为互惠互利的盟友,王室间经常联姻,最终也生死与共。因此,柔然的历史,也就是柔然与厌达联盟的历史。在此后的150年内,半个亚洲都得承认柔然与厌达联盟的领导地位。
    社仑可汗回国后,迅速平息了叛乱,悦伐大那仓皇投奔北魏。拓跋珪秉承一贯的招降纳叛政策,对他予以重赏,还把女儿华阴公主当奖品,嫁给悦伐大那为妻。
    平叛之后,社仑深感自己在东方缺乏厌达这样的可靠盟友,于是思念起了未婚妻——后秦公主。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这次和亲已经拖了12年,姚苌的女儿也许早已从红粉佳人熬成了黄脸婆,再拖下去就太不合适了。405年,社仑如约给姚兴送去作为聘礼的八千匹马,并抵达河套西北的朔方郡大城(内蒙古杭锦旗南)。
    当时,后秦的朔方守将不是别人,正是刘卫辰之子刘勃勃。刘勃勃与北魏有杀父之仇,所以才投奔北魏的敌国后秦。但后秦自401年战败以来,对北魏的态度日渐软弱,令刘勃勃十分恼火,暗中准备独立。看到八千匹柔然骏马送上门来,他立即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将它们全部据为己有,并与柔然一道密谋反抗后秦。社仑对后秦的亲北魏政策也心怀不满,双方一拍即合。姚兴十分惊恐,连忙派人出使北魏,表示愿意释放北魏使者,并赎回战俘,以换得双方结盟。拓跋珪为了促使后秦与柔然交恶,很痛快地答应了。
    但姚兴的反应还是太迟了。407年,刘勃勃以打猎为名,从朔方南下,同时秘密向社仑借兵。到达高平川(宁夏清水河)之后,刘勃勃突然在三万余名柔然援军的帮助下发动兵变,袭杀后秦守将,自称大夏天王,同时改姓“赫连”,也就是夏武帝赫连勃勃。
    假如没有柔然汗国的协助,赫连勃勃建立大夏政权的这次尝试肯定难以成功。可是没过多久,他却与恩主社仑可汗翻脸,双方冲突不断,令亲者痛,仇者快。北魏谋臣崔浩就嘲笑赫连勃勃说,他同时与柔然和后秦结怨,实在太不明智,迟早将被邻国吞并。
    409年,北魏也发生了宫廷政变,道武帝拓跋珪没有社仑的好运,被儿子拓跋绍刺杀。不久,拓跋珪的长子拓跋嗣又消灭拓跋绍,自立为帝。社仑听说北魏内乱,觉得这是进攻的好机会,便大举南征。拓跋嗣派将军长孙嵩等北上迎战,反而中了社仑之计,被包围在牛川。拓跋嗣亲自率军北上,才给长孙嵩解了围。
    这位长孙嵩是长孙肥的亲戚,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无忌的祖先。长孙家族本出拓拔氏,因为是拓拔宗室的族长,被赐姓长孙氏,犹如春秋鲁国的孟孙氏,在北魏皇室中地位特别高。
    
    这次战役之后,社仑可汗病逝,留下从大兴安岭到阿尔泰山的庞大遗产亟待继承。古代游牧民族领袖通常不立遗嘱,新领袖由各部酋长联合推举。社仑的两个儿子度拔和社拔当时都还年幼,各部酋长不服,于是拥立了社仑之弟斛律为可汗,号称“蔼苦盖可汗”,就是“容貌俊美的可汗”的意思,相当于汉语里的“昭帝”。
    长得帅毕竟不能当饭吃。斛律可汗虽然外表长得玉树临风,但也许是因为长期担任副手的原因,缺乏裁断重大事务的能力。社仑的大哥曷多汗的儿子步鹿真(Bulgan,即布尔干或保加利亚)看到斛律为人软弱可欺,便产生了非分之想。
    414年,斛律本着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以三千匹马的聘礼迎娶北燕王冯跋的女儿乐浪公主,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冯跋,以图结盟对付日益强大的北魏。就在新娘的车队出发前夕,步鹿真装出一副关切的样子,建议斛律说:“公主还小,远嫁到外国,容易因忧思而生病。几位大臣的女儿与公主年龄相当,可以让她们陪嫁,好让公主有个伴。”但等他走出帐外,却又换了张嘴脸,向大臣们宣扬说:“听斛律说,要拿你们的女儿当他女儿的陪嫁,远嫁到北燕去啦!”众人很生气,便在当夜发动政变,把斛律推翻,连同他女儿一同送到了北燕。
    斛律父女抵达北燕首都和龙(辽宁朝阳市东)之后,受到冯跋的热情款待。但在这块曾经令曹操感慨万千的土地上,斛律的心情实在无法平静,不断请求冯跋帮自己回国复辟。冯跋回答:“您离祖国有万里之遥,又没有内应。如果我们发强兵相送,后勤难以保证;如果去的人少,又没有用。”斛律坚持说:“不需要大众护送,三百名骑兵就足够了,因为我国人民一定会高兴地来迎接我的。”冯跋只好答应,派将领万陵率三百名骑兵护送。但万陵对完成这份工作没有信心,也可能是受了步鹿真的贿赂,竟然在半路上刺杀了斛律,然后回国去了。
    步鹿真驱逐斛律之后,自立为柔然可汗。斛律死后,他的统治本应更加巩固,但不料却因一起桃色事件嘎然而止。原来,高车贵族叱洛侯曾经为社仑打江山立下不少功劳,所以升官发财,过上了富裕快乐的生活,娶到了年轻貌美的女子。有道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步鹿真早就对叱洛侯的妻子垂涎三尺。登基后,他故意派叱洛侯出差,随即与好友社拔跑到叱洛侯家中,调戏其妻。偏偏叱洛侯的妻子是个武则天式的人物,权欲很重,幻想当可贺敦,于是与步鹿真半推半就,勾搭成奸。
    在被窝里,叱洛侯夫人对步鹿真告密说:叱洛侯正准备谋反,要推翻步鹿真,拥立镇守西部边疆的贵族大檀为新可汗。大檀是社仑的侄子,与步鹿真是堂兄弟关系,平素很得民心。步鹿真像所有的花心大萝卜一样,对情妇的枕头风言听计从,再加上他早就嫉妒大檀的威望,担心他威胁自己的地位,便立即发兵袭击叱洛侯,迫使他自刎而死。随后,步鹿真又去攻打大檀,结果反而战败被俘。
    414初秋的西伯利亚针叶林里,有两棵歪脖树特别引人注目,它们就是步鹿真与社拔的葬身之地。只有到绞索套在脖子上之时,步鹿真可汗才领悟到“色即是空”这个不变的真理。对大男子主义者来说,婚外情永远是最昂贵的爱好。至于那位备受后人关注的叱洛侯夫人,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命运,但想来不会比包法利夫人好到哪里去。
    处死步鹿真与社拔之后,大檀自立为“牟汗纥升盖可汗”,也就是“常胜可汗”的意思,相当于汉语里的“武帝”。
    自大檀可汗开始,柔然民族也常被叫做“大檀”或“檀檀”。大檀与“檀檀”互通,因为“大”与“檀”两字的古音相同,都念作“ta”(塔)。所以,“大檀”应当被念作“塔塔”,加上北亚民族常用的词尾儿音,就变成了“Tartar”,通常被翻译作“塔塔尔”或“鞑靼”。
    “Tartar”其实并不是新名词。早在公元前8世纪,它就传遍了亚欧各地,并成为农业民族永恒的噩梦。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与荷马都称地狱为“Tartaros”,去掉古希腊阳性词尾“os”就成了“Tartar”。大约与这两位古希腊诗人同时,西周青铜器铭文也提到,犬戎部族酋长“大敦”多次南侵,给关中造成过很大的破坏。从发音上说,“大敦”与“Tartar”可以相通。与大敦类似的名字还有东汉末年的乌桓单于蹋顿,但这些人生前的势力都无法与大檀相比。所以,“Tartar”这个名字真正时髦起来,应追溯到柔然可汗大檀,由此可见他在草原民族心目中的历史地位何等崇高。
    414年八月,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听说柔然国发生内乱,以往名不见经传的大檀登上了可汗宝座,感到这是一个外交机会,便派两名使者分别出使柔然和北燕。当时黄河流域大乱,正是北魏南下的良机。拓跋嗣选择在此时与柔然和北燕和解,明显是为了逐鹿中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但拓跋嗣彻底失望了。出访北燕的使者被冯跋抓起来羞辱并囚禁,出使柔然的使者干脆从人间蒸发了。不久,一名北魏官员逃亡到柔然,拓跋嗣派人去追,与大檀发生激烈争执。结果,大檀在登上可汗宝座不到半年后,就发动了南征。拓跋嗣亲自应战,大檀闻讯后撤退,北魏的追兵路遇寒雪,部队损失惨重,狼狈而归。此后,有关柔然人能够呼风唤雪的传说不胫而走。据说,柔然萨满巫师能够通过摆弄鹅卵石的方法改变天气,因此在战败之后,他们的军队前方面对烈日,后面却风雪云集,泥水横流,使敌人无法追及。
    由于柔然人的牵制,北魏错过了南征的好机会,反而被东晋名将刘裕抢得先机,攻占了洛阳和长安。但刘裕很快返回江南,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赫连勃勃乘机席卷关中。420年,人称“卢水胡”的北凉王沮渠蒙逊攻灭河西走廊的西凉国,杀死西凉公李歆(唐高祖李渊的第六世祖), 李歆之子李重耳跑到江南,投奔了刚刚代晋称帝的宋武帝刘裕。李歆还有李翻等五个弟弟,向西逃到敦煌,次年被沮渠蒙逊的太子沮渠正德攻灭。又过了一年,李翻之子李宝与其舅舅唐契成功越狱,从北凉首都姑臧(甘肃武威)逃到伊吾(新疆哈密西北)。在那里,为求自保,他们主动向大檀可汗称臣。从此,柔然汗国在西域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基地。
    与李宝投奔柔然同年,刘裕去世。拓跋嗣正要乘机南下抢占豫州,却又被南侵的柔然人拖了后腿。忍无可忍的拓跋嗣为了能全力逐鹿中原,下诏整修自西晋以来就长期荒废的长城,驻扎重兵把守。当年八月,暂时受阻于长城的大檀在唐契和李宝的劝说下,移师西征北凉,斩杀轻骑冒进的沮渠正德,为李渊家族报了仇。
    
    
    同年十一月,拓跋嗣去世,他年仅15岁的独生子拓跋焘即位,史称北魏太武帝。
    拓跋焘小时候不受父皇喜爱,在东宫里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以“明睿温和”著称。大檀认为这个青年懦弱可欺,便决定乘人之丧,南下攻灭宿敌北魏。但与他的预料相反,这个拓跋焘居然在日后成为柔然汗国最难对付的敌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但闻女叹息。”
    花木兰为何叹息呢?因为北魏与柔然的战争联绵不绝,她的父亲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还是被急需兵源的北魏朝廷征召入伍,参加胜负难料的北伐。
    在《木兰词》产生的整个公元5世纪,类似这样的远征司空见惯。北魏与柔然本是同根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犹如南北朝,双方都非常了解对方,也都意图完全吞并对方。因此,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演变得异常艰苦和残酷。“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绝非夸大其词。
    显然,花木兰是个游牧民族女子。她从小就会骑马和武艺,出征前需要自行购置战马和一整套骑兵装备,“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花销非常大。在当时,汉族农户女子不可能有如此强劲的购买力,更不可能立即学会骑马和武艺,只有府兵的女儿才有这种条件。按照府兵制的规定,战时每个军户必须至少出一名士兵,如果户主无法上战场,其家庭成员也可以代其服役。花木兰没有成年的兄长,弟弟还年幼,所以她女扮男装,替父出征,便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
    花木兰时代的北魏和柔然军队,拥有比前代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秦汉及匈奴时期,青铜武器和皮甲仍占据武库装备的半壁江山,骑兵多为轻装弓箭手,即便手持戈矛,也难以进行长期搏斗。到了公元5世纪,人与马都身披铁甲的重骑兵已构成北魏和柔然军队的主力,他们“朔气传金甲,寒光照铁衣”,不仅难以被敌人伤害,还能连续几个小时挥动长矛刺杀。
    重骑兵之所以能够普及,主要原因是铁马镫的发明。脚踩铁马镫的骑兵在马背上立足稳,不易翻身落马,战马也因此可以背负更大的重量。
    铁马镫的前身可能是帮助人上马的皮制或木制马脚扣,由于不耐磨,容易断裂,所以才被包金属的木芯马镫取代,继而又发展为纯铁制的马镫。考古发掘表明,慕容鲜卑人首先在公元3世纪发明了木芯包金属的马镫,4世纪时,纯铁制的马镫已经在中国、蒙古及朝鲜各地流行。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民族就因为引进了铁马镫,而迅速崛起,以至于能与后来的隋唐帝国掰手腕。至于金属马镫在蒙古高原的普及和向中亚的传播,无疑要归功于柔然人。
    
    424年八月,六万柔然骑兵脚踏铁马镫,在大檀可汗的亲自率领下杀入北魏的云中郡,擒杀守将段进,攻陷郡首府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渐渐逼近长城。为了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慑服各个心怀叵测的邻国,年青的拓跋焘决心向柔然发动反击,亲自带领五万骑兵北伐,在云中郡与大檀遭遇。
    以往,因为冶金技术落后,近战能力差,游牧民族在正规军面前往往采取游击战术,诱敌深入,待到对方疲惫之后,再伺机予以打击。不过,大檀可汗这次却并不打算撤退,而是在拓跋焘面前堂堂正正地列阵迎战。
    公元5世纪之前,骑兵在战场上通常不列方阵,因为骑兵运动快,战马的奔跑速度也不相同,很难统一调控。但拥有铁马镫的大檀却参照重步兵阵型,将重骑兵列成整齐划一的方阵,并要求战马的进退速度完全一致,以便能在保持阵型的情况下发动集团冲锋。和灵活机动的轻骑兵相比,重骑兵方阵的运动速度要缓慢许多,但近战的威力却大大增强,相当于长了四条马腿的重步兵方阵。汉人最初看到这种进退如一的骑兵方阵时,误以为这些战马是用链条锁在一起的,所以管它叫做“连环马”或“拐子马”,又管重骑兵叫“铁浮屠”,也就是铁塔的意思。
    
    任何战阵都有自己的弱点,连环马也不例外。为了保持阵型的一致,它的运动速度比普通骑兵慢许多,只是比步兵运动得快一些而已。更何况,它的防护装备并非无懈可击。和重步兵的脚腕部位一样,重骑兵的马小腿部位为了运动方便,也无法用甲胄保护。众所周知,古希腊英雄阿基琉斯(Achilleus)全身上下刀枪不入,但在被敌人射中没有甲胄保护的脚踵后,却一命呜呼。大约与特洛伊战争同时,以色列士师约书亚(Joshua)也是靠砍断敌军战马的蹄筋而取胜。 无独有偶,在1140年,金兀术引以为傲的拐子马同样被宋将刘锜和岳飞用长斧和麻札刀斩断了自己的“阿基琉斯之踵”,轰然倒地。
    但在424年,拓跋焘既没有长斧,也没有麻札刀。大檀的拐子马发动集团冲锋时,看上去就像一排排能够移动的城墙,从没见过这幅景象的北魏军被吓得魂飞魄散,柔然重骑兵一直逼到拓跋焘面前。拓跋焘当年虽然才15岁,却处乱不惊,指挥部下快速撤退。拐子马因为奔跑缓慢,追赶不上,双方就此鸣金收兵。过了几天,传来柔然本土的军士哗变,射杀将领于陟斤的消息,大檀十分吃惊,赶紧拔营回国。拓跋焘的副将长孙翰(长孙肥之子)率军追击,取得了不菲的战果,算是给拓跋焘找回了一些面子。
    尚书令刘洁看到,拓跋焘虽然“凯旋”回国,但柔然汗国的主力并未受损,于是建议在农收之后再次发动北伐,以预先阻止对方的南侵。拓跋焘深以为然,便在次年初向柔然开战。大檀见北魏军队在冬季深入漠北,将计就计,带领部落向北撤退。拓跋焘连续推进了15天,仍然找不到敌人,知道大檀使出了游牧民族擅长的诱敌深入之计,只好知趣地撤退了。
    回到平城之后,拓跋焘看到北魏四面受敌,便诏问大臣,应当首先翦灭哪一个邻国。长孙嵩、长孙翰等拓跋鲜卑贵族认为:“柔然是我国世世代代的边疆大害,最好先讨伐大檀。如果能够追上他,就可以俘虏一些牲畜,足以富国;如果追不上,也可以顺便去阴山打猎,杀一些野生禽兽,用它们的皮肉筋角充当军实。”崔浩则建议先讨大夏,刘洁则建议先征服最弱的邻国北燕。正当会议各方争执不下之时,传来赫连勃勃去世,其子赫连昌继位的消息,拓跋焘乘机西征大夏。两年后,大夏被北魏消灭,柔然与北魏之间的边界也因此变得更长了。
    大檀之所以放任北魏攻击大夏,是因为西方的一个强国吸引了他的主要兵力,这就是北匈奴的正宗后裔——悦般。
    原来,北匈奴在被东汉和鲜卑军队逐出蒙古高原后,翻越阿尔泰山,逃至乌孙故地。此后,北单于从史书中失踪,但他手下的呼衍王却仍然控制着天山西麓到阿尔泰山脉一带,在120~151年间多次与班勇等东汉将领交战,互有胜负。但到了153年,鲜卑酋长檀石槐统一了蒙古高原,随即又向乌孙发起进攻。呼衍王畏惧檀石槐,与北单于一起跑到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康居国,以后又迁至咸海和亚速海之间的亚欧交界处,汉文史籍中称他们为“悦般”。290年左右,亚美尼亚王国曾经雇佣过悦般士兵。350年后不久,悦般攻灭咸海南岸的粟特国(Sogdiana) ,随即又联合贵霜王国南下攻打萨珊波斯,结果遭到波斯沙皇沙普尔二世(Sapor II)迎头痛击。战败的悦般只得臣服于波斯,为其服役。359年,悦般单于格龙巴特(Grumbates)随同沙普尔攻打东罗马帝国,围困了阿米达(Amida),结果悦般太子被东罗马守军射杀。
    悦般人南下受挫,东归无望,北方又是不生水草的苦寒之地,只能向西拓展生存空间。375年左右,一支自称“匈奴”的东方游牧民族冲过顿河,引发了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欧洲民族大迁徙,他们的帝国囊括整个东欧和中欧,一直持续到454年才瓦解。此后,悦般国还在中亚存在了几年,460年之后被柔然和厌达联手消灭。这一现象说明,欧洲匈奴人很可能与悦般有关,但又不完全等同。
    匈奴人最初进入欧洲时并无统一的政权,而是许多互不统属的部落,也许格龙巴特单于派了几个部落或几个仆从民族去西方碰碰运气,结果意外地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等到阿提拉统一欧洲匈奴各部之后,势力显然已经大大超出其宗主国悦般,但两国之间的关系似乎依然很友好,互为唇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与柔然与厌达,以及厌达与其印度属邦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也比较接近古代农业民族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后离开母邦,到国外建立新的定居地的行为,可以说是当时草原帝国很流行的一种扩张模式。
    可能是自认为出身高贵的原因,悦般民族十分在意个人形象,男子都系辫子,有染发的习俗,而且有很强的洁癖,每天要洗三次澡。没想到,这种看似高雅、文明的风俗却给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425年左右,欧洲匈奴人的实力迅速增长,悦般单于的腰杆也随之硬了起来,打算重新介入亚洲内陆的事务。在大臣的建议下,他亲自出访柔然,要与大檀可汗结盟。但进入柔然国土后,单于看到柔然人既不洗衣,也不洗手,男子不系辫子,妇女还在饭后用舌头舔餐具,感到很恶心,对大臣说:“你们竟然把我骗到这么一个狗国里!”于是掉头回国。
    大檀闻讯大怒,发兵攻打悦般。两国从此长期交战,互有胜负。这场持久战消耗了悦般单于的全部精力,对西部诸侯的控制因而大为削弱。很快,以往各自为政的欧洲匈奴部落就在卢阿(Rua)、布勒达(Bleda)和阿提拉(Attila)叔侄的领导下统一为强大的帝国,这恐怕是悦般单于和大檀可汗都始料未及的。
    
    其实,悦般与柔然交恶,不仅是由于两国风俗差异的原因。乌孙、康居两国都曾经有大恩于悦般,贵霜又是悦般的传统盟友,而柔然兴起后,西征攻破乌孙,逼迫贵霜人南迁到印度河去建立寄多罗王国,康居也被迫臣服于柔然的属国厌达,悦般的感受可想而知。悦般与柔然交恶,同时也就是对柔然——厌达联盟宣战,这需要很强大的实力作后盾。战争之初,优势似乎还在悦般一方,大檀的几次西征都毫无建树,厌达更被向南方挤压,这样的局面有些令人吃惊。显然,悦般人并不是在单独战斗。为了和柔然——厌达联盟对抗,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盟友,这就是萨珊波斯和寄多罗。
    原来,柔然汗国的手下败将寄多罗王国巩固了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之后,继续东侵,占领了旁遮普,逼近德里一带。笈多王国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抵挡住他们的攻势。寄多罗王国东进受阻后,又调转矛头,向萨珊波斯帝国寻衅。当时,统治萨珊波斯的沙皇(Shah)是巴赫兰五世(Bahram V),此人早在当太子时就以纵情声色犬马闻名,在社会上广受非议。他登基后急于改善自己的社会形象,正赶上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二部,又被匈奴人引发的欧洲民族大迁徙折腾得焦头烂额,就想趁火打劫。
    即位的次年(421),巴赫兰五世带着大军杀向西方,与东罗马军在幼发拉底河畔对阵。可是,波斯军觉得自己师出无名,东罗马军思乡心切,两边都士气低落,怎么也打不到一起来。就这样无聊地对峙了半年之后,年轻气盛的巴赫兰五世丧失了耐心,提议两军各选一名武士出来,以单挑决胜负,结果东罗马武士取胜。巴赫兰五世深感无趣,只好签署和约,在众人的嘲笑声中回国去了。四年之后,面对来犯的寄多罗人,他整天躲在荒原里打猎,特别喜欢射野驴烤着吃,放任边疆被敌人蹂躏,于是被民众公认为昏君,送给他一个外号“野驴沙皇”。
    正在波斯国难当头之时,悦般与柔然——厌达联盟公开决裂,并向传统盟友寄多罗求助。与悦般联合,向把自己从家乡赶出来的死敌报仇,无疑更符合寄多罗王国的利益,所以他们很快就与波斯人和解,悦般——寄多罗——萨珊波斯联盟正式形成。
    厌达人发现自己被敌国三面包围,打算先找一个比较软的柿子捏,结果选中了由昏君统治的波斯。427年,厌达军队穿越卡拉库姆沙漠,出现在伊朗高原上。波斯东部城镇接二连三地沦陷,敌人的马蹄都踏到了德黑兰一带,野驴沙皇才宣布要守土抗战。可他刚离开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伊拉克巴格达东北)就渺无音信。民众纷纷议论说,沙皇是不是又去打野驴了。大臣们无可奈何,只好拿出国库的金钱,恳求厌达人撤兵。
    但谁也没有想到,正当厌达人前歌后舞地满载而归时,却在木鹿(土库曼斯坦马雷)城郊的古斯迈罕山谷里遭到波斯军的伏击。原来,巴赫兰五世多年来的狩猎,其实既是军事演习,也是对国家地理情况的调查。为了避人耳目,他带领七千勇士坐着羊皮筏子渡过里海,抄到厌达军队前方。当日,野驴沙皇用自己多年打猎所得的野驴皮和野牛皮制作了大批军鼓,命部下用布塞住耳朵,乘着夜深人静,到厌达军营门口全力敲打。正在做美梦的厌达军人无法忍受突然爆发的噪音,登时乱作一团。厌达君主坐上战马企图逃走,但他的坐骑不熟地形,在黑灯瞎火中绊倒在山岩上,结果被波斯追兵取了性命。
    巴赫兰五世缴获了包括厌达王后在内的大批战利品,然后又乘胜东征,一直杀过卡拉库姆沙漠,顺带光复了被寄多罗人侵占的全部国土,并立了一根巨型石柱,作为波斯的东部界标,宣布蛮族敢擅自越过此柱者,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小看这位野驴沙皇了,萨珊波斯帝国因此得以安享太平达二十年之久。野驴本来是怯懦的象征,从此却在波斯与阿拉伯转而成为勇士的标志。至今,在阿拉伯和伊朗语中,它仍然保留着这一含意。
    
    厌达人的西征以惨败收场,寄多罗人乘机组建回乡团,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一直打到阿姆河以北。在波斯和寄多罗的联合攻势下,厌达人被迫向北收缩,柔然军主力也被悦般牵制,北魏的边防压力便小了许多,自无意中捡了个大便宜。直到428年八月,大檀才再次派一万多骑兵南下攻击长城,但收获不多。拓跋焘看到柔然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便决定乘机北伐,一举征服柔然汗国。
    429年四月,拓跋焘在平城南郊举行军事演习,准备奔袭柔然。除了崔浩之外,文武官员都对这次军事行动持保留态度,并抬出曾经劝阻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前大夏太史张渊,警告拓跋焘说:“今年的星相对我方不利,北伐必败,即便获胜,对陛下也不利。”拓跋焘犹豫不决,便让崔浩与张渊辩论。崔浩对星相学也有研究,计算出“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的结论,以此反驳张渊。张渊于是转移话题,声称远征柔然不能获取现实利益,那里的土地无法耕种,人民也难以驾驭。
    崔浩反驳说:“你这是汉朝的老生常谈,现在早就不合时宜了。柔然本来是我国的叛变奴隶,现在诛其首恶,收其良民,让他们继续从事畜牧工作,并非无法驾驭。漠北气候凉爽,不生蚊虫,水草丰盛,可以在夏季把畜群迁到那里吃草,绝非没有经济价值。柔然人来投奔我国的,显贵者迎娶公主,卑贱者也出任将军、大夫,都成为我国政府的重要成员。过去,汉军用步兵去追逐游牧民族,总是因对方行动快速灵活而吃亏,但我国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没有这种弱点。我们如果不在夏季主动进攻,柔然一定会在秋季再次南下!”
    正在此时,北魏出使江南的使者回到平城,报告说宋文帝刘义隆正准备北伐,要求北魏交还黄河以南的国土。保太后与一些大臣据此认为:“如果柔然诱我深入,前无所获,后方又被宋人袭击,那就太危险了。”
    崔浩替拓跋焘辩解道:“宋人多步兵,行动迟缓,等到我们战胜柔然之后回师,他们的部队也未必能出发……柔然习惯于夏季放牧,冬季南侵的生活,又自恃遥远,眼下笃定缺乏战备。我们在夏季北伐,攻其不备,必可一举加以消灭,时不可失。”
    正如崔浩预言的那样,北魏军在五月出现在漠北草原上,使得在与悦般的战争中消耗得精疲力竭的柔然人大吃一惊,纷纷仓皇逃逸。北魏军长驱三千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柔然贵族郁久闾辰和原本附属于柔然的高车人也纷纷倒向北魏。拓跋焘登上涿邪山,见地形复杂,怀疑前面有伏兵,便不再深入,收兵南返。后来,柔然战俘交待说,大檀可汗当时正在生重病,根本无法骑马,只得坐着驴车驶入山谷中躲藏,后来见追兵没来,才徐徐西走。拓跋焘非常后悔自己放跑了大檀,又听说东部高车正在贝加尔湖一带放牧,便派悦伐大那等柔然裔将领绕东道北伐高车,收获颇丰,这才心理平衡。
    
    经此大败,柔然汗国的人口和经济都损失惨重。在北魏与悦般的夹击之中,大檀的病情迅速恶化,终于一命呜呼。大檀有乞列归等好几个儿子,但都能力低下,柔然贵族们认为他们不适合当可汗,所以就像满蒙贵族在皇太极死后拥立顺治皇帝那样,拥立大檀的小儿子吴提(Utri)继位,号称“敕连可汗”,也就是“神圣可汗”的意思,相当于汉语中的“圣祖”。
    拓跋焘凯旋回国,又听说老对手大檀已死,心情极好,于是召来崔浩,命令他续写北魏的国史《国记》,为自己歌功颂德。这部书不仅是北魏的第一部官方史书,也是第一部叙述柔然历史的著作。但是,崔浩不仅是精明的谋士,更是狡猾的政客,他借著史之机以权谋私,借机四处索贿,把自己美化成北魏朝廷的主要决策者,并大肆丑化政敌,与其堂侄女婿魏收后来写《魏书》时的所作所为一脉相承。正如魏收所言,身为史官,他们对历史人物“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柔然民族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笔下被严重歪曲,仿佛北魏对柔然的每次战争都以胜利收场,其实却是胜负各半。
    匈奴史因为有司马迁和班固执笔,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柔然赶上了崔浩和魏收,导致历史地位被严重矮化,只能怨自己的命不好了。
    
    吴提登基不久,就听说拓跋焘西平赫连定,南破刘义隆,害怕他接下来会攻打自己,便派使者去北魏求和。拓跋焘虽然屡战屡胜,但也不愿意陷入长期两线作战的窘境,所以顺坡下驴,释放了一些柔然战俘,双方从此言归于好,结束了四十多年来的战争局面。
    434年二月,北魏正式与柔然和亲:拓跋焘将女儿西海公主嫁给吴提,自己迎娶了吴提的妹妹,又为太子拓跋晃迎娶了郁久闾辰的女儿郁久闾氏为妃,后来还封郁久闾辰为中山王,以代替刚刚病逝的悦伐大那。
    可是,这种和平好景不长。436年,北魏攻灭柔然的盟国北燕,吴提因此撕毁盟约,再次南下攻打长城,并于次年大举西征,导致悦般、粟特、乌孙等国联合派使团向北魏求援。为了遏制柔然汗国的扩张,拓跋焘在438年亲自北伐,但因为准备不足,许多战马都渴死在戈壁滩里,军中又流行瘟疫。拓跋焘见势不妙,赶紧下令撤退。
    南北朝的政局向来牵一发而动全身。拓跋焘回国之后,听说盟友北凉已经背叛了自己,倒向柔然。过去,北凉王沮渠蒙逊曾与柔然交恶,导致大檀可汗攻杀其太子沮渠正德,沮渠蒙逊只好改立第三子沮渠茂虔(《魏书》作“沮渠牧犍”)为继承人。所以,沮渠茂虔与柔然既有杀兄之仇,又要感谢柔然帮自己取得了王储的地位。沮渠蒙逊死后,沮渠茂虔继位,起初与北魏和亲,把妹妹嫁给拓跋焘,拓跋焘也把妹妹嫁给沮渠茂虔。两方关系本应融洽,但沮渠茂虔却一直害怕被对方兼并,心中忐忑不安。拓跋焘北伐失利后,吴提可汗便派使者到周边各国宣扬说:“去年,北魏天子亲自来攻打我,军中大疫,惨败而还,我俘虏了他的长弟乐平王拓跋丕。 北魏已经削弱,目前天下要数我柔然最强。如果以后再有北魏使者出使你们的国家,不必再以礼相待了!”沮渠茂虔闻讯大喜,觉得纵横捭阖的机会来了,便转而投靠吴提。众多西域小国也跟着北凉一起向柔然表示臣服,只有唐契、李宝因为与北凉是死敌,反而背离旧主柔然,转而向北魏示好。
    439年,恼怒的拓跋焘亲征北凉,命令女婿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留守平城,舅舅长乐王嵇敬与弟弟建宁王拓跋崇出镇阴山,以防柔然军南下。临行时,拓跋焘特意叮嘱穆寿说:“吴提已经与沮渠牧犍(茂虔)结盟,听说朕亲征凉州,一定会来犯塞。你们不可纵容他深入,最好在漠南埋下伏兵,先诱敌深入,然后在长城以北消灭他们。”但穆寿的谋士公孙质十分迷信,算卦后认为柔然人不会来,穆寿因此没有按照拓跋焘的命令设防。
    不出拓跋焘所料,沮渠茂虔听说北魏军来犯,立即向柔然人求救。吴提可汗决定围魏救凉,迅速南下。他见阴山脚下有北魏驻军把守,便分兵两路,派兄长乞列归率一支部队去牵制嵇敬与拓跋崇,自己则带着主力部队绕出东道,攻破疏于防范的长城,随即又扑入大同盆地,占领了平城以西70公里的善无郡(山西右玉)。消息传来,平城居民极为惊恐。穆寿打算自己守城,请太后和太子到恒山以南避难。保太后不同意,命长孙嵩的堂侄长孙道生等将领出击。两军正要交战,却从西北战场上传来了对柔然不利的消息。
    原来,吴提的低能哥哥乞列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没能牵制住北魏阴山驻军,反而被嵇敬与拓跋崇围歼,乞列归等五百名将领都被俘虏,一万多名士兵阵亡。吴提闻讯,心中暗自叫苦,担心嵇敬与拓跋崇还会移师东进,截断自己的退路,于是放弃了围攻平城的计划,连夜翻越长城遁走。
    与柔然南下同时,拓跋焘率领的北魏军也开进了北凉境内。沮渠茂虔几次出战,都被击败,只得退回首都姑臧死守,并用柔然军已经推进到善无的消息给部下打气,希望拓跋焘能够撤兵回去救平城。但当乞列归战败被俘,柔然军退却的消息传来时,北凉部队便丧失了斗志,纷纷投奔北魏,沮渠茂虔被迫出降,北凉就此灭亡。
    并不是所有北凉军民都跟着他们的君主投降了敌人:沮渠茂虔的几个子弟就不肯屈服,沮渠安周南奔吐谷浑,沮渠无讳等人西奔敦煌,继续在河西走廊抵抗魏军。随他们西迁的,还有沮渠茂虔的部下阿史那、阿史德兄弟及其五百户属民。这批北凉难民当时叫做“屠各”,也就是后来柔然人的头号苦主——突厥(Turk)。
    和“鞑靼”一样,“突厥”并不是什么新名词,而只是一种新译法而已。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提及了这个名词,将它译作“屠耆”。东汉、魏晋时将它译作“屠各”,隋唐时译作“突厥”,近现代译作“土耳其”。在汉朝,匈奴有“左、右屠耆王”,意译为“左、右贤王”。所以,“Turk”一词的本意是“贤能”,后来才产生了“强壮”、“头盔”两种说法。《晋书•四夷列传》说,屠各是匈奴的核心部落,历代单于都是屠各种。由此看来,秦汉时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分别由“左、右屠耆王”或“左、右贤王”统领。
    突厥既然是匈奴的核心统治集团,又在匈奴政权北凉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隋唐人经常称他们为匈奴,突厥人也经常自称为匈奴。在突厥碑铭中,他们还称回纥等铁勒部族为自己的同类。“铁勒”又称“敕勒”,是当时亚欧草原各地游牧民族的统称,分布范围从漠北直至东欧,总共有上千个部落,既包括柔然(阿拔)、回纥、突厥、薛延陀、高车、契骨等原匈奴统治区内的部落,也包括阿兰、恩屈、北褥九离、比干等原匈奴统治区域外的部落,人种、语言、信仰、风俗都差异很大,不能视为统一的民族,也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政权。
    拓跋焘凯旋后双喜临门,因为他就要当爷爷了:他的柔然儿媳郁久闾氏在440年生下了皇太孙拓跋濬。拓跋焘爱屋及乌,更加优待归附北魏的柔然人,封被俘的吴提之兄乞列归为朔方王,与中山王郁久闾辰共同主管北魏的北疆,以备吴提的南下。这种“以夷制夷”之策看上去很冒险,但实践的效果却还不错,北方战场形势向着对北魏有利的方向发展。
    442年,沮渠无讳在北魏军的逼迫下,放弃敦煌西迁,攻打鄯善国(新疆若羌)。鄯善王比龙在北魏使者的协助下奋力抵抗,沮渠无讳一时无法攻克,就想换个地方试试运气。偏偏正在这时,从北方的高昌(新疆吐鲁番)传来了一封向他求救的信。
    原来,柔然汗国为了控制吐鲁番盆地,立当地人阚爽担任高昌太守。435~440年间,拓跋焘为打通丝绸之路的北道,派人出使高昌,结果被阚爽引渡给了吴提可汗。拓跋焘闻讯,便在西征沮渠无讳同时,命新近投靠自己的唐契带领伊吾戍军攻打高昌。阚爽招架不住,就同时向吴提可汗和沮渠无讳求救。这正中沮渠无讳的下怀,他得报后立即赶赴高昌,但还是晚到了一步:当他抵达高昌时,柔然援军已经击杀唐契,给阚爽解了围。李宝听说唐契战死,慌忙放弃伊吾,逃到敦煌投奔北魏。
    
    
    唐契阵亡、李宝东迁后,他们留在伊吾的部下全被沮渠无讳收编。阚爽觉得沮渠无讳为人反复无常,拒绝放他进城,不料遭到对方的夜袭,只得弃城北奔柔然。在这场争夺吐鲁番盆地的斗争中,北魏与柔然两败俱伤,李渊家族也损失惨重。只有原本穷途末路的沮渠家族鸿运当头,大发横财,将突厥人和李渊家族的部分成员都收入帐下,但也因此得罪了各个周边势力,前途注定一片黑暗。
    拓跋焘深知,消灭沮渠家族并不困难,但要想真正打通丝绸之路,就必须征服柔然。恰在此时,北魏民间流传起了“灭魏者吴”的预言,拓跋焘对此极为敏感,认为“吴”指的就是吴提可汗,于是决心彻底吞并柔然汗国。当年九月发生异常天象,占星师分析后认为:“王者之兵将要扫除髦头之域,显贵大臣也会被集体处死。”当时已是深秋,北方气候严寒,北魏大臣都不愿北伐,只有崔浩又力主出征,说柔然人一定会避寒南徙,可以在漠南围歼。
    
    第三章 左手掐念珠,右手会长刀:一个“文明”帝国的诞生
     一次失败给鲜卑人造成了持久的内讧,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但也给柔然送去了佛祖的纶音。于是,一个能征惯战,却从来与血腥无缘的草原民族诞生了。
     为了无不沾染血腥,可汗们学会了精妙的外交艺术,也给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带去了持久的烦恼。要金币,还是要生命,这真的是个问题。
    经过一年的周密准备,拓跋焘于443年九月正式大举北伐,兵分四道:拓跋焘与太子拓跋晃、五弟永昌王拓跋健、尚书令刘洁出中道,四弟乐安王拓跋范、六弟建宁王拓跋崇出东道,二弟乐平王拓跋丕出西道,儿女亲家中山王郁久闾辰指挥殿后部队,琅邪王司马楚之督运粮草。志在必得的拓跋焘此时肯定不会料到,这次远征将会成为北魏建国以来最惨痛的军事灾难,还会给此后的历史造成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从一开始,远征就很不顺利。镇北将军封沓因为对取胜缺乏信心,主动投奔了柔然,并建议吴提可汗说:北魏的兵马虽多,但粮草有限,可派轻骑袭击司马楚之的辎重部队,烧其粮草,敌军将不战自退。几天之后,司马楚之的部下发现几头驴的耳朵被割掉了,大家都以为是有人恶作剧。经验丰富的司马楚之却一眼看出,这是柔然侦察兵干的好事,立即下令就地筑城备战。情况紧急,夯土或烧砖都已经来不及了,司马楚之只好因地制宜,命部下砍伐柳树造栅栏,然后向上浇河水。初冬的漠北天寒地冻,河水迅速结冰,与柳木结合得天衣无缝。次日,大批柔然军果然出现,但在这座冰城面前却无计可施,只得撤退,北魏的辎重部队因此逃过一劫。
    虽然辎重保住了,但令拓跋焘意外的是,柔然主力并没有像崔浩预言的那样南迁,而是仍旧聚集在鹿浑海。为了取得战果,他决定改变战前部署,向更北的目标挺进。
    拓跋焘本人率领的主力部队行动顺利,一路深入到鹿浑海南的鹿浑谷,谷北的柔然可汗庭上空登时烟尘滚滚。太子拓跋晃见状,力劝拓跋焘立即进攻,刘洁却认为尘土很多,说明对方兵力雄厚,不宜冒进。拓跋晃反驳说,帐篷上也有大量尘土,这说明对方已经完全混乱了,不会有什么危险。拓跋焘认可了刘洁的意见,决定留在谷口,等待其他三路部队抵达后再进攻。结果一连等了六天,郁久闾辰指挥的殿后部队才姗姗来迟。
    
    
    拓跋焘会合全军,便向西北方追击,在鄂尔浑河畔击破二万余名柔然骑兵,又渡过石水(色楞格河),逼近燕然山(杭爱山脉)。北魏军此时已经耗尽了粮草,但拓跋焘不肯撤兵,执意继续前进。吴提可汗见敌人已经精疲力竭,便指挥养精蓄锐多日的柔然军猛扑上来,北魏军大败,奚拔、沓干等名将战死,乐陵公冯邈被俘。据《宋书•索虏列传》记载,六、七成的北魏远征军士丧生于此役。拓跋焘本人也陷入险境,刘洁甚至建议他扔下大部队,轻骑突围。所幸永昌王拓跋健指挥的殿后部队英勇抵抗,拓跋焘一行才得以勉强逃回漠南。
    死里逃生的拓跋焘似乎心灰意懒,444年正月,刚刚回到长城内,他就摆出对远征失利负责的姿态,命令太子拓跋晃“监国”、“总百揆”,负责朝廷一切政务,穆寿、崔浩等大臣辅政,似乎做好了退位的准备。其实,拓跋焘只是作作样子而已,暗中仍然死死抓住大权不放。就在同一个月,他连续下达了三份震惊天下的诏书:
    首先,拓跋焘严禁死难军人的家属办丧事,违者杀无赦!原来,拓跋焘和崔浩对内宣传说,自己并未战败,只是没有找到敌军主力而已。但此次出征的阵亡者太多,如果任由他们的家属发丧,满街飘扬着白布带和纸钱,惨败的真相就无法掩盖了。拓跋鲜卑本是北魏的少数民族,其统治并不受多数臣民的爱戴,各地百姓听说他们战败后,必然会纷纷揭竿而起,邻国也将联合进攻,北魏帝国就将面临灭亡的危险。
    其次,拓跋焘命令,贵族官员子弟都要去太学进修,从此开始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进程。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拓跋焘看到,拓跋鲜卑民族在此次远征中损失惨重,单凭武力已经难以弹压反抗势力,所以要发展教育,全面吸收汉文化,以便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巩固统治。
    更重要的是,远征的惨败给北魏带来的不仅是人员上的损失,更导致了物资的严重消耗,国内经济形势极为严峻,而新的战争又迫在眉睫。拿破仑曾说过:“战争需要的,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拓跋焘的思想与拿破仑不谋而合,他迫切需要找金融机构融资。所幸,他惊喜地发现,北魏各地到处都分布着生意兴隆的民间金融机构。
    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就是佛寺。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以来,几度沉浮,到东晋十六国时才真正兴盛起来,信徒日增,流向佛寺的钱财也越来越多。新宗教兴起时,总是厉行节俭,以移风易俗为己任;但时间久了,不免也像人间的王朝一般,陷于奢靡之中。此时的佛教寺院中已经是金玉满堂,发展为令皇帝都垂涎三尺的营利性机构,从而为祸患埋下了祸根。
    还是在444年正月,拓跋焘下诏说:
    无知的百姓被妖邪的迷信诱惑,私自供养巫师,购买谶记、阴阳、图纬等非法出版物;还有一群沙门(Shaman,一译为“萨满”,此处指和尚),假借西域的虚诞传说,伪造教义,有伤社会风化。私自在家供养沙门、巫师和金银工匠者,无论贵贱,都必须在今年二月十五日前把这些人交给官府。过期不交,主人全家抄斩,巫师、沙门杀无赦!
    拓跋焘看来真是穷疯了,不仅严禁百姓供养僧侣,连社会上的金银工匠都不放过。
    与禁丧事、开太学、灭佛法同时,为了推卸北伐失败的责任,拓跋焘又把屠刀指向了北魏统治集团的内部成员。
    在漠北回师途中,拓跋焘的两大汉族军师就恶斗起来。刘洁报告说,北伐失利,责任都在预言柔然人将会南迁的崔浩。崔浩听说之后反咬一口,控告刘洁篡改诏书,使各路军队无法及时抵达战场,还曾经讲过:“如果皇上此次出征不能返回的话,我就立乐平王拓跋丕为帝。”拓跋焘命崔浩继续调查,结果又“发现”刘洁向右丞张嵩询问自己能否当皇帝的秘事,崔浩的副手高允也举证说,乐平王拓跋丕曾经咨询过日者(用天象预测未来的巫师)董道秀类似的问题。拓跋焘听信了崔浩、高允的报告,于是兴起巨案。
    二月辛未,中山王郁久闾辰、奚眷、邓权、薛谨等八大将都以北伐迟到的罪名,被公开在平城南郊处斩。两天后,刘洁、张嵩、董道秀等人被夷灭三族,乐平王拓跋丕同日暴死。
    郁久闾辰、刘洁、拓跋丕等人涉及的案件,都颇具疑点。郁久闾辰虽然迟到了6日,但绝非出于故意,否则以他柔然贵族和后军统帅的身份,如果当时临阵倒戈,拓跋焘父子就只有惨死在漠北的份了。刘洁如果真像崔浩说的那样,一直反对北伐柔然,那为什么拓跋焘每次北伐柔然,都带上主和派刘洁作军师,而把主战派崔浩留在国内呢?拓跋丕作为西路军统帅,一直冲锋在前,并未像郁久闾辰那样迟到,如果拓跋焘战死,他就能安然回朝登基吗?崔浩利用撰写史书的特权,大肆诬蔑政敌,殊不料同样的命运也即将落到他自己身上。
    北魏军443年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根本就不应该在冬季深入北方。从北魏军的粮草迅速耗尽来看,拓跋焘要么根本没有准备在北方作这么长时间的战斗,要么他的大量军粮都在途中被柔然军袭取。到了鹿浑海后,北魏军不见好就收,反而在缺粮和严寒的情况下继续向燕然山推进,纯属自取灭亡之举。究其罪魁祸首,只能是好大喜功的拓跋焘、拓跋晃父子,爱告密的崔浩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工具而已。郁久闾辰、刘洁、拓跋丕等人之所以要被处死,就因为他们是北伐的主要将领,深知拓跋焘父子的指挥错误,所以要被灭口,以维护皇帝用兵如神的光辉形象。此时的拓跋焘,正如伐俄失败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一样,急需铲除异己。他知道,纸里包不住火,北伐失败的真相迟早要被民众发现,大叛乱就要开始了。
    最先听说拓跋焘北伐柔然大败的外人,似乎是屯驻在敦煌的李宝。他担心柔然乘胜南下,连忙从敦煌跑到了平城。消息从西北向东南传开,沮渠茂虔的亲戚、东雍州刺史沮渠康立即起兵反魏,失败后南奔刘宋。同时,河东汾阴人薛永宗、薛安都也发动了反魏暴动。到了夏季,西域和江南都知道了拓跋焘北伐失败的消息。北魏的盟友、鄯善王比龙极为恐惧,带着忠于自己的四千余族人西奔且末。当时,沮渠无讳刚刚病死,沮渠安周继承了高昌王位,新任鄯善王真达趁机与沮渠安周和解,一同背弃了北魏,改向柔然臣服。
    北魏的更大麻烦,来自从来没消停过的屠各人。当北魏征服北凉时,有些屠各人西迁,有些则跟随沮渠茂虔臣服于北魏,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卢水胡”(也就是沮渠蒙逊的旧部)的盖吴。445年九月,盖吴看到北魏四面楚歌,便在杏城(陕西铜川市北)起兵,东连薛永宗,南连刘宋,北连柔然,多次击破北魏军队,渐渐逼近长安。
    拓跋焘看到一个“吴”还没有倒下,另一个“吴”又站了起来,想起“灭魏者吴”的预言,非常紧张,决定亲自西征。为了防止被敌人南北夹击,他首先北上漠南,以图抵御柔然人可能的侵略。但听说吴提已经西征悦般去了,暂时不会南下,他便放手进攻,先消灭了薛永宗,随即渡过黄河,向盖吴进攻。
    446年三月,拓跋焘以在长安佛寺内发现武器为由(很可能是他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宣布当地僧人参予盖吴谋反,将他们全部处死,并没收寺中财产,以充军费。随后,在崔浩等素来反对佛教的儒生协助下,拓跋焘公布了自己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释迦牟尼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被东汉人刘元真、吕伯强虚构出来的!此前,北魏当局只禁止私人供养僧侣,至此则干脆下令屠杀全体佛教徒,烧毁佛经,并拆毁所有佛庙和佛塔,以图彻底铲除佛教。
    就这样,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开始了。假若没有拓跋焘此前3年北伐柔然的惨败,这一切原本不会发生。
    结果,北魏的佛教徒或者被杀,或者被迫还俗,或者隐居山林,或者投奔北魏的敌国——刘宋和柔然。从此,佛乐和诵经声日渐响亮地在蒙古高原上飘扬。
    最早向柔然人弘传佛法的僧侣,可能是曹魏名臣辛毗的后裔法爱。他的弟弟法瑗生于409年,圆寂于489年,是活跃在南方宋、齐两朝的高僧。作为法瑗的二哥,法爱估计生于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因为精通佛经和占卜术,法爱深受柔然可汗的信任,“俸以三千户”,还被委任为国师。
    法爱赢得柔然可汗的赏识,并出任柔然国师的时间,与拓跋焘灭佛的时间相当。由此推断,法爱大概是因为不肯按拓跋焘的诏书还俗,才逃奔柔然的。而最先皈依佛教的柔然可汗,看来正是吴提。法爱被“俸以三千户”,说明柔然汗国的官员有固定工资,也说明柔然汗国有纳税制度,这与以往的游牧民族政权不同,大概是从汉族政权那里学来的。
    
    
    通过灭佛,拓跋焘虽然杀害和驱逐了许多人才,但也大发横财,有了充足的军费,结果很快扭转了战局,将盖吴逼入绝境。为了阻止盖吴北投柔然,拓跋焘专门征集十万民工加固长城。盖吴北上突围不成,最后被叛变自己的二叔射杀。显赫一时的“屠各”民族,也从此从史书中淡出,大部分成员换上“独孤”的新面具,继续在华北平原上指点江山;而他们的支系突厥人,则仍在塔里木盆地里卧薪尝胆。
    不过,443年漠北惨败带给北魏的恶果还在继续发酵。446年,此前被北魏驱逐到于阗的吐谷浑可汗慕利延向南回到位于柴达木盆地的故土,并与柔然、刘宋结成了联盟。柔然与南朝的信息往来都通过吐谷浑传达,一道反北魏的铁幕从此在河西走廊上落下。
    成功地镇压了各地暴动之后,拓跋焘凯旋回到平城。他想起盖吴、沮渠康、薛永宗等反魏暴动领袖都是北凉的遗民,便以涉嫌支持叛乱为由,派崔浩去赐前北凉君主沮渠茂虔自杀。很快,崔浩又向皇帝进言说,乐安王拓跋范曾经听说过刘洁谋反的言论,却没有及时报告。疑神疑鬼的拓跋焘毫不犹豫,立即又赐自己的这位四弟自杀。
    当拓跋焘忙于四处镇压暴动,并肃清异己时,吴提可汗之所以没有南下呼应反魏势力,是因为他正忙着对付另一个死敌——悦般。
    448年初,悦般使者造访北魏,向拓跋焘报告说,吴提不久前发兵攻打他们,但悦般巫师施展魔法,使柔然军队陷入狂风大雪和洪水之中,损失了十分之二三的将士,只好仓皇撤退了。这次西征的柔然人被欧洲人称为“哲欧根”(Geougen) ,该词听上去有些像“成吉思”,由“哲欧”和“根”两个相似的音节组成,与“柔然”一词很相似,这个民族又被描绘成突厥的宗主国,所以它无疑就是柔然。当时,欧洲匈奴人领袖阿提拉已经建成庞大的帝国,悦般能够击退柔然的进攻,可能与阿提拉在背后撑腰有关。
    西征悦般的失败,给吴提可汗的身心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他在448年夏季便撒手人寰。吴提之子吐贺真(Torholjin)继承了柔然可汗之位,号称“处可汗”,相当于汉语中的“思帝”。他即将成为柔然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可汗。
    “吐贺真”这个名字发人深省。据颇具权威性的《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第12代男性祖先(至少是名义上的)就叫“吐贺真•伯颜”(又译作“财主脱罗豁勒真”),生活年代约在吐贺真登基的500年之后,这间接证明了吐贺真可汗的功业在草原上何等深入人心。
    “伯颜”的意思是财主,后来带领阿瓦尔人(柔然人)西迁,在东欧和中欧重建汗国的可汗就叫伯颜。吐贺真•伯颜这个名字,简直就是柔然历史的一座丰碑。
    听说两个“吴”都死在了自己的前面,拓跋焘感觉已经破除了“灭魏者吴”的迷信预言,如释重负。同年秋季,悦般使节再次出访北魏,建议两国乘吴提死去之机,东西并进,瓜分柔然汗国。拓跋焘欣然许诺,立即征调各路府兵北上,集结于阴山,并在年底推进至受降城(蒙古瑙木岗南)。太子拓跋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这次远征兴趣不大,被留在受降城督运粮草,尔后又擅自返回平城,他与父皇拓跋焘的关系由此恶化。
    449年初,北魏军穿越戈壁,进入漠北。吐贺真这时刚刚上台,地位不稳,柔然各部落离心离德,纷纷投降北魏。拓跋焘向北推进了数千里,未能找到柔然军主力,便吸取上次的教训,掉头返回阴山。但他并未就此收手,而是在当年九月再度出击。此时,拓跋焘已经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戮殆尽,只好命两位堂兄弟:高凉王长孙那(《宋书》作“高梁王阿叔泥”)、略阳王长孙羯儿各领一军,要求他们与自己在地弗池(蒙古巴彦洪戈尔)会师。
    这时,吐贺真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于是决定迎战北魏军。听说对方分兵三路来犯,他决定集中兵力,“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结果很快将高凉王长孙那的东路军包围。长孙那命工兵掘长壕固守,与敌人相持数日,形势愈发危急。拓跋焘远在西方数百里外,闻讯后派贴身侍卫鲁秀率领轻骑驰援,将长孙那救出,鲁秀因此大功被封为广陵侯。
    拓跋焘班师后,认为柔然人已经不再构成严重的威胁,就准备大举南征刘宋,以图统一中国。悦般如能在西方牵制住柔然主力,使其不再南下,对北魏而言,是莫大的好事。起初,悦般似乎也完成了这一任务,拓跋焘对此大加赞赏,命乐府收录悦般的军歌《鼓舞之节》,作为北魏的凯旋进行曲。
    450年二月,拓跋焘留太子拓跋晃和崔浩等人驻守平城,亲自南征,围攻刘宋的悬瓠城(河南汝南)。城内的僧人因为恨拓跋焘灭佛,帮助守军设计防御器械,北魏军屡攻不克,但宋军也无法解围。不料到了四月,拓跋焘却突然撤兵,快马加鞭,返回了平城。
    拓跋焘放着统一天下的正事不干,忙着回来做什么?
    忙着回来杀崔浩!
    崔浩全家的惨死,被《魏书》作者魏收解释为他主持编纂北魏正史《国书》,秉笔直书,触犯了拓跋鲜卑贵族的忌讳所致,又说崔浩参予灭佛,所以遭了报应。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崔浩的堂侄女婿魏收对他的涂脂抹粉之词。如果拓跋焘只是为了杀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官,就慌忙中断了南征计划,实在不近情理;而且处死崔浩后,他仍旧没有放松对佛教的镇压。只有读了《宋书》,崔浩的真正死因才能大白于天下。
    按照《宋书》的《柳元景列传》和《索虏列传》记载,在崔浩被杀后,他的小舅子——折冲将军、河北太守柳光世南奔刘宋,向宋文帝刘义隆报告说:当拓跋焘南下时,留守北方的崔浩“密有异图”,柳光世也组织了“河北义士为浩应”,结果崔浩“谋泄,被诛”。
    原来,崔浩是因为谋反而死的!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许多史官都有谋反的怪僻。就在崔浩东窗事发之前5年(445),《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就因为企图谋杀宋文帝刘义隆失败,于447年被处决。这两位史官颇多相似之处:范晔“耻作文士”,“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崔浩“自比张良”,而且还“稽古过之”。范晔盛赞自己的著作,“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崔浩则号称“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他们两人都负责国史的编纂,又都是太子的老师,还都是无神论者,经常嘲笑佛教。事发之后,他们又都勇于谋反,怯于认罪,结果下狱受辱,惨遭满门抄斩,令后世史学家为之寒心。
    看来,史书经常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还是当事人的亲笔信比较可靠。
    从悬瓠城外撤兵前夕,拓跋焘给刘义隆写信说:“柔然可汗吴提已经死了,其子吐贺真继续像他爹一样胡作非为,但今年二月也死了。我现在北伐,先除了这个长着马蹄的对手……因为你没有马蹄,所以我先不去管你……”
    崔浩死后,刘义隆下令全国总动员,大举北伐,诏书说:
    近日,朕得到河朔、秦、雍各地华人和戎人的上书陈词,说他们已经全部组织起来,正准备迎接王师……还报告说,柔然军今年春季南下,袭击了拓跋鲜卑的老巢,他们的百姓和牲畜损失大半,两军长期拉锯相持,至今尚未决出胜负。拓跋焘又心生猜忌,屠杀自己的亲戚和党羽,亲手毁掉了他的根基。柔然使者也刚刚抵达,报告了相同的事件,并表示他们将会尽力配合我军的行动,说明这些盟友都是诚实可信的。现在降雨充沛,水上交通便利,光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就在今年……
    据此,我们已经足以将450年上半段的历史真相复原如下:
    二月,拓跋焘听说柔然可汗吐贺真已死,判断柔然军队暂时不会南下,于是立即向刘宋进攻。岂料吐贺真其实还活着,更不像《魏书》说的那样不敢再次南下,而崔浩又心怀叵测,与亲友策划推翻北魏政权,同时还向吐贺真求援。柔然军于是乘虚而入,直逼北魏首都平城,沿途抓获了大批百姓和牲畜。
    四月,正在围攻悬瓠城的拓跋焘得到柔然军南下的消息,急忙解围北撤,并写信威胁刘义隆。
    六月,拓跋焘及时返回平城,将兵临城下的柔然军赶往阴山,并将崔浩灭门,但柳光世逃脱。
    七月,柳光世抵达建康,刘义隆从他口中了解到北魏内乱的情况,又获知间谍和柔然使者的报告,认为拓跋焘正在长城脚下与柔然军相持,北魏军主力肯定无法南下,便大举北伐,自以为会像乃父刘裕一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自信满满的刘义隆万万没想到,他的这次北伐会落得一个极为悲惨的结局。正如辛弃疾后来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的那样: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这首词涉及众多史事,需要多作些解释。
    450年是刘宋元嘉二十七年,时年四十三岁的刘义隆获得柔然使者和间谍带来的消息,又受王玄谟等主战大臣的鼓舞,决意北伐,声称:“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但他这话说得实在没过脑子,因为狼居胥山即蒙古肯特山脉,当时属于柔然的领土。当时身在建康的柔然使者闻听此言,误以为刘义隆想连柔然一起消灭,勃然大怒,当即拂袖而去,回去报告吐贺真可汗,说刘义隆对我国领土有野心,不可信任。吐贺真也信以为真,便不再与拓跋焘纠缠,主动撤回漠北。
    同时,拓跋焘得到刘义隆北伐的消息,命令太子拓跋晃到漠南屯田,以防柔然人卷土重来,自己则带主力南下迎战宋军。接下来,就该冒失鬼刘义隆倒霉了。小名“佛狸”的拓跋焘一直打到长江北岸,沿途以屠戮百姓为乐,江淮之间的居民几乎被杀光,而刘义隆只能站在京口(江苏镇江西北)的一座凉亭里,恐惧地向北方眺望。这座亭子因而被叫做“北顾亭”,后来变成了辛弃疾笔下的“北固亭”。
    从此,南朝再也无力对北朝形成威胁了。
    纵观整场灾难,根源都在于刘义隆一时头脑发热,不合时宜地提出“封狼居胥”的口号,得罪了最重要的盟友柔然。纵观南北朝的历史,其实更多是南北朝与柔然的三国演义。
    451年春,拓跋焘无法渡过长江,只得挥师北返。途中,他得知太子要谋杀自己,于是效法吐贺真装死,派使者召拓跋晃来迎丧即位。拓跋晃信以为真,美滋滋地前往军营,却看到了诈尸的父皇,结果被装进铁笼带回平城,秘密处决掉了。高凉王长孙那、略阳王长孙羯儿也都因涉及此案被赐死。
    处决太子拓跋晃的次年,拓跋焘驾崩,留下一个版图虽有所扩大,但内部却千疮百孔的北魏帝国。由于他已经把本家族杀得人口凋零,拓跋皇室被别人取而代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短暂的内乱之后,拓跋晃与郁久闾氏所生的皇太孙拓跋濬登基,史称北魏文成帝。从此以后,多数北魏皇帝都有柔然血统。当然,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拓跋濬刚一上台,就下令废止祖父拓跋焘颁布的《灭佛诏》,并责成官员仿效佛像,给自己建造石像。此时的中国北方石雕艺术崇尚写实,甚至连拓跋濬身上的黑痔都雕了出来。从此,给佛像安上皇帝的面孔,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也许是因为背弃祖父灭佛旨意的原因,拓跋濬的地位并不巩固。453年,北魏再次发生内讧,濮阳王闾若文等贵族谋反,失败后被处死。北魏的闾姓就是“郁久闾”的简称,所以这位闾若文肯定是归化北魏的柔然贵族,和拓跋濬的母亲郁久闾氏可能还是亲戚呢。
    闾若文发动的未遂政变无法动摇拓跋濬的崇佛意志。次年秋天,他因为太子拓跋弘降生,又命官员用赤金铸造了五尊巨型佛像,分别长着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晃和他自己的面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生前大力灭佛的拓跋焘死后居然也能成佛!
    同年,从西方传来了对柔然十分有利的消息。
    原来,自从波斯沙皇巴赫兰五世在427年击溃来犯的厌达军队之后,波斯人一直在东方采取咄咄逼人的战略。到了442年之后,巴赫兰五世之子伊嗣侯二世(Yazdgard II)出于征服中亚的野心,数次亲自深入厌达领土。厌达人起初屡战屡败,但逐渐摸清了波斯军队的特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伏击的计策,在454年将伊嗣侯杀得大败,夺回了全部被占领土。波斯沙皇为了报复,在次年派出使者出访柔然——厌达联盟的死敌北魏,寻求与北魏结盟。
    不过,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有一半柔然血统的北魏皇帝,拓跋濬对远征柔然和厌达并无多大兴趣。到了456年,伊嗣侯移师南下,大破昔日的盟国——寄多罗王国。但当他正要直扑印度河时却突然病倒,只得撤兵。厌达人乘虚而入,抢得大片寄多罗王国的领土,并向笈多王国发起进攻,但被笈多王塞建陀(Skanda Gupta)击退,后者得意洋洋,立碑纪念自己战胜“白匈奴”的丰功伟绩,吹嘘说:“当我与匈奴人激战时,双臂令大地都为之震动……”其实,他打败的并非厌达军主力,因为对方的扩张重点此时还不在东南战场,而在西方和北方。这年,厌达使者访问北魏,试图阻挠北魏与波斯结盟,就是这种战略思想的反映。
    拓跋濬权衡利弊,决定抑制柔然——厌达联盟势力的增长,便在458年底率十万骑兵北伐柔然。由于是冬季出征,北魏军很快就受到冰雪的困扰,拓跋濬本来就对这次远征兴趣不大,于是准备以此为借口撤兵。老将尉眷劝他说,出兵不久就撤退,敌人会认为我方出了内乱,必定会追杀过来,不如再继续挺进一段距离。拓跋濬于是挥师穿越戈壁,接受了一些柔然部落的归附,但不等遭遇吐贺真带领的主力,就匆匆撤兵了。
    东方刚刚太平,西方又出了乱子。波斯沙皇伊嗣侯回国后很快病逝,遗命小儿子继位,并封长子俾路斯(Peruz)为贵霜总督,主管东方军政,当地也因此得名为“俾路支斯坦”——俾路斯的土地,并沿用至今。被剥夺了继承权的长子俾路斯自然不服,于是利用职务之便,以割地、和亲为条件,向厌达王借来三万军队,打败了弟弟,自己登上沙皇宝座,史称俾路斯一世。
    厌达人在波斯内战中下对了赌注,获利颇丰,被中亚各邦奉为盟主。从此以后,这个来自沙漠绿洲的小民族过上了很有品味的生活。男人穿着克什米尔羊毛内衣、西伯利亚貂皮外套,女人披着中国丝绸,喷着印度香料,头挂拜占庭首饰,脚踏波斯地毯,并制定了严格而公正的法律。
    威震四方的厌达王还是拿来主义的大师,集“天子、沙皇、万王之王、恺撒” 以及最时髦的“可汗”等多重头衔于一身。阿拉伯古籍称厌达王为“哈坎”(Hakan或Chagan),也就是“可汗”的异读,这个名字至今在伊斯兰世界还很流行。公元5世纪末,厌达汗国俨然已成为新的文明中心,但他们奇特的一妻多夫婚姻制度却广为外人诟病。
    
    当时,中亚地区的居民大多已经皈依佛教。历代厌达可汗虽然不信仰佛教,但也不像拓跋焘那样灭佛,除了少数几次在战争中破坏佛寺之外,对佛教都持宽容的态度,任其发展。正是在厌达人统治期间,中亚人民建造了伟大的世界奇观——巴米扬石窟(Bamiyan,阿富汗喀布尔西北)
    
    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他在“梵衍那国”看到的巴米扬石窟极为壮观,有的佛陀立像高达一百四五十尺(40余米),卧佛石像更长达千余尺(300余米),当地居民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无不尽力虔诚祭祀。
    近代的测量显示,他甚至还低估了石窟的规模:一座巴米扬佛陀立像高38米,另一座高53米,并配有大量中小型石窟和美轮美奂的佛教壁画。可喜的是,巴米扬石窟在2001年,被塔利班因为政治原因炸毁了。但历史的遗迹毕竟难以磨灭,我们在后文中还会看到,就连“阿富汗”这个国名,也来自宽容佛教的厌达汗国。
    
    
    巴米扬石窟虽然宏伟,却并非独一无二。巴米扬石窟在南亚和东亚各有一位同龄的姐妹,即笈多印度兴建的阿旃陀石窟(Ajanta,印度奥兰加巴德西)和北魏兴建的云岗石窟(山西大同西),她们如今都是重量级的世界文化遗产。
    阿旃陀石窟和巴米扬石窟一样,在公元2世纪就开始建造了,但真正得到政府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得以扩大规模,提高艺术水准,是在5世纪。
    
    
    同样是公元5世纪中叶,因北魏当局重新崇佛而再次剃发出家的高僧昙曜组织信众在平城西郊的河谷里凿山开洞,建造了五所巨型石窟,合称“昙曜五窟”。在昙曜五窟中,按照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晃和拓跋濬五帝的面孔,分别雕刻了一座大佛像,它们构成了云岗石窟群的核心。
    云岗第18窟西壁尽管破损严重,但依稀可辨一篇《茹茹可敦造像题记》,有“大茹茹……可敦……径斯……云……让……满……载之……何常……以兹……谷浑……方妙”等字样。由此可见,这座佛窟的修建,受到过自称“大茹茹国可敦”的柔然皇后资助,此事当发生在柔然与北魏关系好转的时期,这位皇后应是吐谷浑的公主。有趣的是,这篇《茹茹造像题记》恰好正对着代表柔然宿敌拓跋焘的佛像,也可以算是“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了!
    
    
    那是个兴建巨型佛像和石窟的时代。除了阿旃陀、巴米扬和云岗三大石窟之外,当时南亚、中亚和东亚各地的中小型石窟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它们的艺术风格和内在思想虽然近似,但并非简单的相互仿造,而是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精神,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罕见盛事。柔然与厌达这两个看似凶暴的游牧民族对此功不可没。
    柔然汗国尽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皈依佛教,并积极支持石窟的兴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抢地盘。与北魏和解之后,吐贺真可汗便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西域各国。当时阿提拉已死,欧洲匈奴帝国随之崩溃,实在是柔然在欧亚大陆腹地扩张的上佳时机。
    460年,吐贺真可汗攻杀盘踞高昌的沮渠安周,封阚爽之子阚伯周为高昌王,沮渠安周的旧部由此转而臣服于柔然,其中就包括突厥人的祖先阿史那家族,以及唐朝皇室李渊家族的一些成员。李渊家族与突厥的关系深厚复杂,根源就在于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阿史那家族被吐贺真安置到阿尔泰山南麓,负责给柔然人炼铁。“阿尔泰山”的意思就是“金山”,因为当地矿藏丰富,盛产黄金和铁矿石。同时,李渊家族中的部分成员也因此辗转西行,在柔然和厌达两国之间经商。身世备受争议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在碎叶(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又和李唐皇室沾亲,很可能就是这些人的后裔。唐朝之所以能够在西域取得巨大成就,与李家成员曾长期在西域生活,熟悉当地情况有关,这些都是与柔然的扩张分不开的。
    平定高昌之后,吐贺真又挥师西进,攻击宿敌悦般。悦般没有了欧洲匈奴人撑腰,独木难支,求救书雪片般地飞向北魏,但援军却迟迟不见踪影。从此,北匈奴的正牌后裔悦般就在古籍中消失了。“悦般”这个名字最后一次见于记载,是盛唐时期设立的“悦般都督府”,辖区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麓。由此可以推断,悦般人在被柔然人击败后,向西南方撤退,企图效法过去的寄多罗人,到印度河流域去碰碰运气。但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麓,他们又遭到柔然人的盟友厌达军队的围剿,终于无可奈何地告别了历史舞台。末代北单于的葬身之地,大概就在阿富汗的重重山峦里。
    柔然——厌达联盟的一连串胜利,给予邻国以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结成同盟。462年,波斯使者又来到北魏,以后来得就更勤了。
    战胜悦般人之后,吐贺真为了完成乃父吴提的遗志,挥鞭西指,继续其史诗般的远征,以至于深入欧洲境内。
    欧洲本来就是亚洲大陆的一个半岛,亚欧之间的边界长期难以划分,从额尔齐斯河到乌拉尔河的距离并不遥远,而且全部是一马平川,十分便于草原骑士纵横驰骋。拜占庭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记载过一场多米诺骨牌般的民族迁徙:大约在463年左右,三个原先居住在东欧的游牧民族,即奥吾尔(Oghur)、撒拉吾尔(Saraghur)和奥诺吾尔(Onoghur)遭到中亚的“Savir”民族逼迫,逃到多瑙河下游,向东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至于萨比尔人西迁的原因,也是由于他们遭到更强大的东方游牧民族的攻击,这个民族就叫“Avar”。
    古希腊文中的β(beta)字母本来发b的音,但在现代希腊文中却发“w”的音,经常被改写作拉丁字母中的“v”。前文中提及的波斯沙皇“巴赫兰”往往被写作“瓦赫兰”,现代也不断发生把“瓦伦西亚”改名叫“巴伦西亚”之类的事情。所以,“Avar”一词在古代并不念作“阿瓦尔”,而应该念作“阿拔尔”,即中国古籍中的“阿拔”。但因为习惯的原因,本书仍然称“Avar”为“阿瓦尔”。
    同样,“Savir”也不应念作“萨维尔”,而应该念作“萨比尔”。这个“萨比尔”民族,一望而知就是鲜卑人,也就是俄国人所谓的西伯利亚人(Sibir)。古代鲜卑人的分布范围很广,后来有些南下黄河流域,有些从柔然军队面前逃走,以“萨比尔人”的名义西迁至高加索山区,有些则臣服于柔然汗国,继续住在西伯利亚莽原里。
    奥吾尔、撒拉吾尔和奥诺吾尔三族显然属于突厥族群,“吾尔”在古突厥语里是“姓氏”的意思,“奥吾尔”又叫“乌戈尔”(Ugr),与“维吾尔”或“回纥”是一回事,“撒拉吾尔”即中国古籍中的“黄头回纥”,“奥诺吾尔”则是“十姓部落”的意思。和萨比尔人一样,这些部族也并非都被驱赶到了西方,多数仍然留在原地,臣服于更凶悍的征服者。
    464年二月,一代雄主吐贺真可汗在位17年后英年早逝,柔然远征军停止西进,这才让欧洲人多过了一个世纪的好日子。去世前,吐贺真已经将柔然帝国的疆土扩展到大兴安岭以西,第聂伯河以东,长城以北,北极圈以南的地区,面积超过两千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与成吉思汗去世时的蒙古帝国版图几乎一模一样,只可惜没有像样的历史书来记述他的功绩。
    从当时的形势看,只要吐贺真再多活两年,柔然军队必将饮马多瑙河;如果他能再多活十年,君士坦丁堡、罗马和巴黎也许都会并入柔然汗国的版图。实际上,12年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吐贺真晚年的这次西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中欧的日耳曼人和匈奴人为了躲避柔然军队,纷纷南迁入西罗马帝国充当雇佣军,并最终将雇主颠覆。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我们将这段历史留到中部第一章里详细叙述。
    仅凭武力支撑起来的政权注定难以长久。吐贺真死后,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凝聚力,在柔然汗国空前辽阔的版图下,分裂的暗流已经渐渐汹涌澎湃。
    吐贺真的太子予成登基后,自称“受罗部真可汗”,相当于汉语中的“惠帝”。也许是自幼养尊处优,他是一个缺乏游牧民族野性,喜爱汉文化的年轻人,继位之后,居然按照中原政权的习惯建立年号,以464年为永康元年,并将它推广到臣服于柔然的西域各城邦内。
    人如其名,惠帝予成并不擅长军事,虽然渴望入主中原,但即位当年就在长城脚下被北魏府兵杀得大败。次年,拓跋濬去世,太子拓跋弘即位,史称北魏献文帝。予成可汗利用这个机会,向北魏在西域唯一的盟友于阗发动了进攻。466年三月,于阗派使者到北魏求救。北魏官员都认为:“柔然军队擅长野战,但不会攻城,一旦遭到顽强抵抗,就会撤兵。于阗离京师有几万里之遥,我们即便派出援军,也来不及了。”拓跋弘于是给于阗王回信,许诺一两年内将亲征柔然,为于阗除害。
    不过,拓跋弘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迅速发动北伐,反而在次年派兵袭击山东半岛,俘虏了崔光、崔穆等南朝的崔氏家族成员。这些崔浩的亲戚们被委以重要的文化工作,崔光还主持了《魏书》的编纂。后来,崔穆之子崔暹向东魏丞相高澄推荐了崔光的女婿魏收。魏收在崔浩的《国书》基础上,完成了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它也是现存柔然民族汉文史料的主要来源。《魏书》对崔浩等崔家成员推崇备至,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魏在中亚的势力越来越小,柔然——厌达联盟在中亚的势力自然就越来越大。进攻印度未果后,厌达军队调转矛头,与波斯沙皇俾路斯一世联手围剿寄多罗王国,并在467年将其完全征服。但在战后,厌达可汗阿赫善瓦尔(Akhshanwar)却将几乎整个寄多罗王国的地盘都纳入自己的版图,俾路斯一世深感不公平,与阿赫善瓦尔争吵起来。为了报复,阿赫善瓦尔派兵袭取了波斯东北边境重镇巴里黑(Balkh,在今阿富汗昆都士以西),并迁都于此。
    巴里黑城极为古老神秘,号称“万城之母”,还是波斯国教祆教(拜火教)教主锁罗亚斯德(Zoroastres,又译作苏鲁支或查拉图斯特拉)的殉教地,在祆教徒心目中的地位一如基督教徒心目中的耶路撒冷。丢失了圣城的俾路斯一世极为愤怒,决定远交近攻,在468年派使者出使柔然——厌达联盟的死敌北魏,寻求结盟。偏巧予成可汗在470年八月,主动南下攻打北魏,有四分之一柔然血统的拓跋弘这才下定北伐的决心。
    北魏军在抵达女水(内蒙古锡拉木伦河)时,与柔然主力军遭遇。看到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北魏将领都很恐惧。拓跋弘勉励他们说:“用兵在奇不在众!”于是选了精兵五千人在前挑战,并在后方设下多支部队,以图迷惑对方。予成可汗果然上了当,大败而逃。拓跋弘十分得意,将女水改名为武川,呼和浩特市的武川县就由此得名。为了纪念这次大捷,拓跋弘还让笔杆子高允写了一篇碑文《北征颂》,它与太武帝《广德碑》、孝文帝《讲武碑》并称为“北魏三碑”。
    471年,拓跋弘逊位于刚满5岁的太子拓跋宏,自称太上皇帝,但仍旧牢牢掌握着实权。次年,他再次击退了柔然军队的南侵。
    看到翻越长城南下不容易,予成于是改变思路,转向河西走廊扩张。不久,他两次派兵进攻敦煌,虽然都被击退,但北魏在凉州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有些官员建议拓跋弘说,敦煌离别的城镇太远,是敌人重点攻击的对象,城墙破损严重,恐怕支撑不了多久,最好干脆放弃,将当地的军民和物资迁往内地。满朝文武都赞成这一建议,只有大臣韩秀反对说:
    敦煌城建立已久,虽然强敌环伺,但却一直坚持至今,说明当地军民忠勇善战,足以自保。当地位于河西要冲,进可以断北狄(柔然)南侵之路,退可以断西夷(厌达)东窥之道。如果强制他们迁往姑臧,恐怕不符合民意,会引发动乱。更何况主动示弱于敌,北狄和西夷必将会加强与吐谷浑的联系,那样整个关中地区都将永无宁日!
    拓跋弘听韩秀说得有理,便驳回了放弃敦煌的提案,柔然后来也知难而退,放弃了征服该地的计划。就这样,西面的于阗与东面的敦煌两城扼住西域的头尾,令柔然汗国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始终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厌达、吐谷浑、南朝等北魏的敌人保持外交来往。
    柔然不再进攻敦煌,主要是因为内部出了乱子。这个世界第一大国的领土实在过于辽阔,民族实在过于繁多,加之惠帝予成的管理能力又实在有限,导致各部落酋长开始同床异梦。在这种局势下,近百年来一直忠实追随柔然的高车人也准备自立门户了。当时,高车人中有一个副伏罗部落,又称覆罗,既是部落名,也是其酋长的姓氏。副伏罗部领袖阿伏至罗勇猛善战,很受其他高车部落的尊敬。他趁着柔然可汗软弱可欺的机会,迅速把部属扩编到十余万帐,渐渐具备了与柔然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予成可汗对此却浑然不觉。
    在柔然汗国的躯体逐渐被肿瘤吞噬之际,它的属国厌达却正在茁壮成长。
    吞并寄多罗王国之后,厌达汗国在西方的波斯前线采取守势,在东方的印度前线则大举进攻。也难怪,与富庶的印度河、恒河流域相比,荒芜的伊朗高原实在没什么嚼头。
    公元477年,寄多罗使者最后一次出使北魏。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推断,他们在路上应该走了许多年,所以全然不知祖国的新闻。520年到犍陀罗(Gandara,印度河上游东南部)取经的北魏僧人宋云报告说,这个寄多罗王国的最后据点落入厌达人之手已经二世,说明厌达占领印度河流域是在480年左右。当时,曾经击退过厌达军队的笈多王塞建陀已经死去,国家被他的子孙瓜分,这就给外敌提供了极好的入侵机会。
    室利•头罗曼(Shri Toramana)肯定是厌达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但他的身份却并不是可汗,而只是一个亲王,或者叫“特勤”(Tigin)。他最初的辖区不过是今阿富汗中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一带,当地出土的钱币铭文告诉我们,他的具体头衔是“寄多罗特勤”(Tigin of Kidara)。
    作为厌达特勤,他在领地里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包括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寄多罗地区是印度的北大门,历代印度的外来征服者都从此处发起攻势,头罗曼也不甘人后。他的军队从喀布尔河谷出发,穿越克什米尔雪山和旁遮普丛林,攻陷了数百座城市,无所畏惧地推进到孟加拉湾。留给幸存的几位笈多王子的,就只剩下恒河三角洲了。为了保住这最后的家业和自己的性命,他们被迫全部臣服于头罗曼,直到后者于502年去世为止。
    通过对印度的征服,头罗曼聚敛了无上的荣耀和大批的财富,以至于在这两方面都明显超过了自己的可汗阿赫善瓦尔。这位“白匈奴”领袖具备出众的文化修养,甚至他的敌人也认为他是公正而高贵的统治者。印度河东岸的美丽城郭塔克西拉(Taxila,《大唐西域记》译作“呾叉始罗”)曾经令亚历山大和阿育王等伟大君主流连忘返,虽然几度在战火中受损,但在头罗曼统治期间得到系统修缮,并被扩建为新印度帝国的首都,完全恢复往日的荣光。他也是《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刻意寻访的“西天极乐世界”的原型。
    玄奘西天取经时,看到这座城市虽因地震遭到严重破坏,但仍然佛寺林立,只是僧侣稀少。塔克西拉充分显示了头罗曼的宽阔胸怀和艺术品味,他虽然在战争中摧毁了许多佛寺,却并未像拓跋焘那样,为了经济目的而妄图铲除佛教的根基。
    
    
    作为头罗曼政府经济实力的见证,它发行的货币不仅质量上乘。但因为数量过于庞大,因此无法在现代文物市场上卖出高价。不过,头罗曼只允许铸造银币和铜币,因为他觉得黄金过于珍贵,又容易磨损,铸成货币放到市场上流通太可惜。
    
    在西线,厌达可汗阿赫善瓦尔和波斯沙皇俾路斯一世经过多年争吵,总算在474年言归于好。厌达退还给波斯一些领土,俾路斯则把女儿嫁给阿赫善瓦尔。但自作聪明的俾路斯却施展了“狸猫换太子”之计,用一名普通宫女代替了公主。阿赫善瓦尔也不傻,在真相大白之后,便以外交事务为由,将三百名波斯贵族骗至厌达并全部屠杀。
    渴望复仇的的俾路斯打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便托言双方发生了误会,请阿赫善瓦尔派来一支由四百名官员组成的使团。等这些人进入波斯境内后,俾路斯亲自率兵猛扑上来,想将他们一举杀光。不料厌达使者早有准备,他们用骆驼组成一个圆阵,时而躲在里面向外射箭,时而骑着骆驼猛冲出来。波斯军队不仅被击退,不守信用的俾路斯还被大加嘲笑。嬉笑怒骂之后,厌达使团安然回国去了。
    
    
    波斯沙皇哪里受过这等侮辱,俾路斯一世立即下令全国总动员,向昔日的恩主厌达宣战。他的这次军事行动受到拜占庭皇帝芝诺(Zeno)的金融支持,后者相信,东方各国之间的争斗越激烈,他自己的国家就越安全。自427年以来,巴赫兰五世沙皇所立的石柱一直标志着波斯与厌达之间的边界,此时却被他的后裔公然推倒了。
    战争之初,等待俾路斯的,只是一批批四散逃窜的厌达守军。他们惊恐的表演竟然麻痹了在厌达汗国内生活过多年的俾路斯。后者像拓跋焘一样,忘记了游牧民族惯用的诱敌深入之计有多么危险,竟以为对方已经完全溃散,便跟在后面紧紧追赶,直到冲进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波斯士卒因为身着沉重的盔甲而精疲力竭,又因严重脱水而丧失了全部斗志,厌达轻骑兵这才像怪笑着的鬣狗群那样包围上来,用遮天蔽日的箭雨狠狠教训了入侵者。
    
    
    倒霉的俾路斯一世只好束手就擒,幸好阿赫善瓦尔并非得意忘形的小人。他承诺,不要波斯一寸土地,就放俾路斯及其军队安然回国,但战败方必须重建巴赫兰五世石柱,并支付巨额赔款。可是俾路斯囊中羞涩,只好再次派使者去君士坦丁堡,向芝诺申请贷款。阿赫善瓦尔听说芝诺已经同意批贷,不等拿到现款,就宽宏大量地释放了俾路斯。岂料俾路斯回国之后,并不将贷款转交给阿赫善瓦尔,反而用它招募了一支军队,再次进攻厌达汗国。
    此次战争的过程和上次有所不同,但结果依旧:忠诚的印度征服者头罗曼及时地给他的可汗主子送来了二千头战象。这些巨兽发出恐怖的怪叫,漫山遍野地扑向敌军,把波斯战马吓得纷纷掉头奔逃。俾路斯再次被俘,只好同意支付战争赔款,还答应向胜利者下跪称臣。
    鉴于以往不太愉快的合作经历,这回当事的双方都长了个心眼。信仰拜火教的俾路斯在下跪时,有意挑选阿赫善瓦尔背对太阳的上午,这样他似乎就不是向厌达可汗臣服,而是在向太阳礼拜了。
    阿赫善瓦尔倒不在乎这些礼仪上的细枝末节,他关心的是俾路斯何时能凑够钱。终于,二十头毛驴满载着波斯银币抵达,但这只是和约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俾路斯只好留下太子卡巴德(Kavadh)作人质,换得自己的自由。回国之后,他立即加征人头税,以图能尽快赎回太子。
    那边波斯沙皇忙着赎儿子,这边柔然可汗则忙着娶媳妇。
    475年,予成可汗派使者到平城,请求迎娶北魏公主。太上皇拓跋弘虽然原则上同意,但柔然方面却不愿支付他开出的巨额聘礼,所以和亲的条件一直无法谈妥。次年,拓跋弘被冯太后毒死,北魏再次发生内乱,而柔然为了显示和解的诚意,并没有乘机南侵。
    予成可汗接连派高官出使北魏,一面哭穷,一面盛赞北魏“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反正也不缺钱,所以应当降低聘礼的报价。但冯太后不愿让步,双方来回扯皮,始终没有结果。
    拓跋弘死亡的476年也是世界史上的重要时代,因为就在这一年,西罗马帝国被匈奴血统的日耳曼雇佣军头目奥多阿克(Odoacer)灭亡了。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虽然还扛着罗马的大旗,但却连罗马城都统治不了,这个有名无实的政权因而被后人称为“拜占庭帝国”。欧洲从此分裂为大量中小国家,它们之间的战争几乎无休无止地延续到了二十世纪。相关的情况,我们将在下文中再作叙述。
    478年,齐王萧道成控制了刘宋政权,随即派亲信王洪轨出使柔然,希望予成可汗能够与自己联手,从南北两面夹攻北魏。刘宋与柔然远隔万里,王洪轨只好逆长江而上,然后爬雪山,过草地,绕道吐谷浑和西域各国,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才到达柔然可汗庭。他看到,柔然人全都“编发”(系着辫子),已经可以说是真正的“辫子军”了。
    此前,柔然国相希利垔曾经多次预言,齐将代宋。予成向王洪轨询问了刘宋的国情之后,心中大致有了底,就让新任国相刑基祇罗回表,鼓动萧道成称帝说:
    宋灭齐昌……木德应运……《京房谶》云:“卯金(刘)卒,草肃(萧)应王。”历观图纬,休征非一,皆云庆钟萧氏,代宋者齐……帝无常族,有德必昌,时来之数,唯灵是与。足下(萧道成称帝后,将这个词改成“陛下”)承乾启之机,因乘龙之运。计应符革祚,久已践极,荒裔倾戴,莫不引领;设未龙飞,不宜冲挹,上违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
    在信中,刑基祇罗还慷慨激昂地表达了与南齐联合讨伐北魏的决心:
    皇芮(柔然)承绪,肇自二仪,拓土载民,地越沧海,百代一族,大业天固。虽吴汉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恭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使四海有奉,苍生咸赖,荒余归仰,岂不盛哉!
    在这封外交信函中,予成和刑基祇罗显示了自己深厚的汉文化功底,对《周易》、图谶和汉赋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王洪轨得表,立即与柔然使者一道踏上了回国之旅。由于道路已经熟悉了,加之地形由高向低走,又坐船顺长江直下,所以速度非常快。萧道成拿到柔然的劝进表后,认为自己真的是四海归心,便在当年四月登基称帝,改国号齐,史称南齐。
    萧道成称帝,并派使者与予成可汗来往的消息传到平城,冯太后觉得大事不妙,决定先下手为强,就在当年十一月集中兵力攻打南齐,占领了多座要塞。次月,予成可汗率领十余万骑兵(号称30万),从燕然山南下,长驱三千余里,扫荡了北魏的塞外各镇,直至长城脚下。
    此前柔然与北魏已经和好多年,北魏府兵对柔然这么大规模的入侵行动缺乏准备,全部高挂免战牌。予成可汗在塞外打了几十天猎,等待南齐军队按照盟约,与自己合击北魏。但对方不仅没有北伐的意思,反而疲于招架北魏的攻势。予成觉得南征孤掌难鸣,但又不想白来一趟,就想向东进击,打开通向海洋的大门。
    当年底,予成便开始进攻东方的地豆于、库莫奚和契丹。前文曾经提到,这三个民族原先居住在今蒙古土拉河流域,391年被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击败,逃到今吉林一带。听说强大的柔然要来打击自己,契丹酋长勿于十分害怕,向南跑到白狼水(大凌河)东岸,请求到西岸的北魏营州境内避难。营州当局虽然没有答应,但契丹人仍然在辽河上游定居下来,从此与“辽”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年后,地豆于和库莫奚也渐渐南下,开始给北魏的东北边疆制造麻烦。
    柔然的这次军事行动最终无疾而终,因为柔然汗国内部又出了乱子。
    478~479年,附属于柔然的高昌王阚义成被兄长阚首归谋杀,高车王阿伏至罗随即在481年攻占高昌,杀死阚首归,改立张孟明为王。阚家一直忠于柔然,出土的高昌文献沿用予成可汗的永康年号,可资证明。阿伏至罗攻打高昌之举,很可能是出自予成可汗的命令,意在惩办篡位者,维护属国的政治稳定。但此举客观上也提升了阿伏至罗的威望和野心,为柔然汗国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此后,柔然多次派使者出使南齐,希望得到一些南朝的织锦工、指南车、漏刻(显示时间的沙漏)和医生。要织锦工,而不要蚕桑,说明柔然当时已经能够养殖蚕桑,只是缺乏纺织技术,在丝绸产业链上处于利润最微薄的低端位置。当时萧道成已死,他的继承人萧赜害怕本国科技外泄,婉言回绝说:“南方与北方水土差异太大,医术和药材都不相同,我们的医生对你们未必有用。织锦工都是女人,身体柔弱,无法跋涉数万里路去贵国。指南车、漏刻这些机械倒还在,但现在已经无人知道操作的方法。”就这样,予成可汗升级本国纺织产业链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柔然汗国江河日下,而厌达汗国却如日中天。484年,屡败屡战的波斯沙皇俾路斯一世经过十年卧薪尝胆,终于赎回太子,然后马上重整旗鼓,再次大举进攻厌达汗国,以求一雪前耻。但在以往的和约中,他曾立誓永不越过巴赫兰五世石柱,否则便要遭到天谴。为了躲过惩罚,迷信的俾路斯将这根石柱从地里掘了出来,用五十头大象拖着,走在军队前面,这样他就不会违反誓言了。但此举严重影响了波斯军队的推进速度,厌达可汗阿赫善瓦尔像个精明的猎人一样,在波斯军的必经之路上挖了个巨型陷阱,里面灌上水,表面用枯草和树枝掩盖起来。波斯军被诱敌的厌达骑兵带到陷阱前,等到发现麻烦时后悔已晚。拖着巴赫兰五世石柱的大象首先栽进水塘,许多波斯骑兵也都收不住脚,淹死在里面,其余的部队阵脚大乱。埋伏在周围的厌达军队乘机冲杀出来,将波斯人全部歼灭。
    在这次战役中,“永不抛弃,永不放弃”的波斯沙皇俾路斯神秘失踪,战俘和阵亡者名单中都找不到他。波斯贵族心怀侥幸,幻想沙皇也许有朝一日能够从前线归来,就临时立了他的弟弟巴拉什(Balash)为摄政王。但苦苦等了四年之后,他们终于放弃了幻想,请巴拉什下台,改立曾经在厌达汗国长期当人质的太子卡巴德为沙皇,史称卡巴德一世。
    
    
    卡巴德因为青少年时代经历了许多灾难,同情劳苦大众,所以在登上皇位后,支持当时流行的马兹达克(Mazdak)运动。马兹达克运动是基于波斯多次被厌达击败,国穷民尽的社会背景产生的,它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私人财产公有,废除一切社会特权,取缔税收,消灭婚姻制度,把自由恋爱进行到底,所以被守旧的波斯贵族视作眼中钉。结果,马兹达克运动被血腥镇压,卡巴德只好像乃父一样流亡到厌达汗国,娶了厌达公主,最后借厌达兵杀回祖国复辟。经过这通折腾,卡巴德放弃了激进思想,转而抓经济,促生产,萨珊波斯才渐渐恢复了元气。
    西方刚刚太平下来,东方却又燃起了战火。485年,热爱汉文化的予成可汗去世,太子豆仑(Turum)继位,号称“伏古敦可汗”,相当于汉语中的“恒帝”,并改年号为“太平”。
    太平年间并不太平。豆仑上台后,多次南下攻打北魏,大臣石洛候表示反对,豆仑大怒,以谋反罪名处死石洛候全家,部下因此人心离散。487年,早有独立预谋的高车王阿伏至罗乘机率部开溜,迁入新疆境内,自立为“侯娄匐勒”(意思是“大天子”),封弟弟穷奇为“候倍”,也就是王储。两兄弟以天山山脉为界,阿伏至罗统治山北的准噶尔盆地、蒙古高原西北部和唐努乌梁海一带;穷奇统治山南的塔里木盆地北部。北魏称这一新兴国家为高车或西部高车,又因为开国元首名叫阿伏至罗,又称之为阿至罗国;南齐当局则沿用高车民族的古名,称它为丁零。
    “穷奇”这个名字的历史非常悠久,很容易勾起一段扑朔迷离的上古秘闻。据《山海经•海内北经》说,从今陕西北部和宁夏一带的犬戎国向北走,会遇到“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的怪兽“穷奇”。《神异经》也说:“西北有兽,其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名曰穷奇。”北亚的考古发现显示,这种“如虎添翼”的怪兽“穷奇”广泛存在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艺术作品之中,而且还长着一只巨大的鹰喙,它无疑就是巴比伦神话和古希腊史籍中记载的“格里芬”(Griffin,又称狮鹫或鹰怪),详见本书中部第一章。
    穷奇是共工的别名,而共工可能就是夏禹的父亲鲧,因为两者发音近似,事迹也很接近。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是夏桀之子淳维的后裔,商汤灭夏时率部北奔。如果穷奇是夏鲧的象征,那么它成为匈奴的图腾,也就不足为奇了。古希腊语的“格里芬”发音与“穷奇”相去甚远,但可能就是“共工”或“鲧”。高车王储取“穷奇”为名,显然高车人遵循了匈奴民族的传统,崇拜穷奇,柔然及其后裔阿瓦尔人也是如此。这些夏鲧的后裔跃马扬鞭,驰骋于从日本海到波罗的海的广阔地域上,将已有三千年历史的穷奇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德国东北部有座海港城市叫“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直译就是“格里芬的森林”,也不妨译为“穷奇林”、“共工林”或“夏鲧林”。
    
    西部高车王国的独立,是对柔然汗国的致命打击。这个世界第一大国突然被人拦腰切成两半,东部的蒙古高原与西部的哈萨克草原从此失去了联系,留驻在原悦般和萨比尔人领土上的数万柔然军民同母邦从此天各一方,阿尔泰金矿的丧失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来雄心勃勃要问鼎中原的豆仑可汗只得放弃南下战略,转而对付叛变者。可阿伏至罗也是志吞天下的枭雄,野心丝毫不比豆仑小,独立后立即从西北方发起攻击,几乎将柔然人赶出蒙古高原。489年,南齐使者丘冠先从柔然可汗庭返回建康后,向齐武帝萧赜报告新闻说:“丁零胡最近南下攻打柔然,占有了他们以前的领土,柔然现在已经向南迁徙了。”柔然的统治重心转向漠南,与北魏的关系必然变得更加紧张。
    490年,阿伏至罗多次战胜豆仑后,派使者到北魏,要求结盟,联手消灭柔然。拓跋宏不信西部高车人能够发展得这么迅速,派使者于提前去调查,得知高车确实已经打垮了柔然,便让于提和另一个使者可足浑长生(汉名叫朱长生)再次出访高车,希望让阿伏至罗在名义上臣服于自己。
    这支北魏使团到了高车王庭后,阿伏至罗命他们下拜,二人说自己是天子使臣,不能参拜下土诸侯,反而命阿伏至罗向自己下拜。阿伏至罗大怒,将他们囚禁起来,据说绝食三年之后才得以逃还。拓跋宏听了万分感动,把二人比作当世苏武,并封以高位。
    在于提和可足浑长生被囚禁期间,南齐使者江景玄也来到了高车王庭。江景玄一行途径鄯善、于阗两国,看到了当地已经完全被高车人征服的景况。阿伏至罗也在南齐使团面前自称天子,江景玄的脑子要比于提和可足浑长生机灵,让下拜就下拜,于是顺利完成了外交任务,安然回国去了。但同为南齐使者,江景玄的同事丘冠先却比于提和可足浑长生还顽固,下场也就悲惨多了。就在江景玄出使高车的同年(492),丘冠先出使吐谷浑,因为不肯下拜,被扔下悬崖,活活摔死。
    以上众多外交事件的集中发生(488~493),是因为在西部高车王国独立后,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有了很大变化,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各国急需互派外交使节,寻找自己的新位置和新立场。但外交毕竟只是政治力量的反映,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就像战国时期东方各国频繁派使者活动,最终还是免不了被很少搞外交的秦国吞并一样,实力严重削弱的柔然势必沦为这些强邻在外交谈判中的筹码,主权随时可能受到侵害和出卖。
    所幸,老天爷还没抛弃柔然。
    492年八月,拓跋宏见柔然兵败如山倒,正在向漠南逃跑,便趁火打劫,派七万骑兵(《南齐书》说有数十万)北伐柔然,结果在这个初秋的季节却意外遭遇暴风雪,损失惨重,被柔然军轻松击退。豆仑赶走北魏军后心气提升,便与叔父那盖(Anagai)分兵两路西征阿伏至罗。那盖从北路出发,越过阿尔泰山向南,屡战屡胜;豆仑自己带南路军从东面绕过阿尔泰山,直扑塔里木盆地,原想捏穷奇这个软柿子,不想却碰上了阿伏至罗率领的高车军主力,结果连战连败。战争结束后,柔然军民都对豆仑失望至极,便将他刺杀,拥立那盖为柔然可汗,号称“候其仗代库者可汗”,相当于汉语中的“康帝”,并改年号为“太安”。
    柔然西征后元气大伤,但好歹夺回了蒙古高原的部分领土,从此不再南下。北方强敌的威胁解除,使得北魏的外部压力骤减,政策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494年,拓跋宏将北魏首都从平城南迁到洛阳,加快了汉化进程。496年,他命令拓跋鲜卑及各个附属游牧民族改姓汉姓,拓跋皇室改姓“元”,为后来蒙古政权定国号为“元”奠定了基础。
    497年,高昌王马儒迫于西部高车的压力,向北魏政府请求内徙。元宏在伊吾给高昌人划拨了五百里地,又派兵迎接,但高昌军民不愿背井离乡,群起杀掉马儒,改立长史麹嘉为王,并向柔然可汗那盖称臣。那盖在塔里木盆地里取得了高昌这个重要基地,就与西方的老盟友厌达联手,准备夹击西部高车。
    500年前不久,厌达军越过帕米尔高原,直扑塔里木盆地,一路势如破竹,从龟兹打到焉耆,击溃天山南麓的高车人,杀死高车王储穷奇,并俘虏了穷奇的三个儿子弥俄突、伊匐、越居。阿伏至罗屡战屡败,迁怒于长子,诬陷他与自己的嫔妃有染,还企图谋害自己,将其处死。高车军民看到阿伏至罗过于残暴,又不再百战百胜,认为这位天子已经失去了上天的庇护,于是将他刺杀,改立贵族跋利延为王。但厌达大军不管这些,继续北上,逼迫高车人杀掉跋利延,改立弥俄突为王,西部高车从此成为厌达的属国。那盖也分得一杯羹,夺回了从阿尔泰山到唐努乌梁海之间的土地。
    厌达东征的胜利,根本上改变了自己与柔然的关系。正如阿提拉帝国与悦般的关系,或头罗曼帝国与厌达的关系一样,柔然汗国的实力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属国厌达汗国全面超越,不得不处处有求于后者,甚至反而向对方称臣。当时,阿赫善瓦尔已死,继任的厌达可汗(也就是波斯沙皇卡巴德的岳父)名叫“阿拔尔沙”(Abarshah),可能相当于契丹语中的“阿保机”或蒙古语中的“渥巴锡”。阿拉伯人称柔然为“沙里”,即“沙皇国”之意,“阿拔尔沙”的含义是“阿拔尔人的沙皇”,也就等于“柔然可汗”。厌达可汗自称“柔然可汗”,证明两国关系较以往更加紧密,而且以往的主仆关系很可能已经颠倒了过来。
    厌达汗国既然已经取代了柔然汗国昔日的霸主地位,自然会执行更加宏大的征服政策。在东北方,它通过属国高车和高昌,与柔然的死敌北魏建立起友好关系;在西北方,它于509年攻灭了可能是悦般人的最后据点——粟特首都索格特(Sughd),将势力扩张到咸海;在西南方,它与萨珊波斯的合作日益紧密;在东南方,它通过头罗曼巩固了对印度的统治。
    502年,印度的征服者头罗曼死于远征华氏城(Pataliputra)的途中,其子摩醯逻矩罗(Mihirakula)继位。中国使者宋云、玄奘和拜占庭使者科斯马斯(Cosmas)都记载,摩醯逻矩罗勇猛善战,但极为凶残,是一个魔鬼般的统治者。他们声称,摩醯逻矩罗好杀成性,屠害过大批百姓(唐僧玄奘夸张地声称,他一次就杀了六亿人),毁掉了许多城市,用苛捐杂税剥削国民,还因僧人对他不敬,像拓跋焘一样下令灭佛,导致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微。
    其实,历史上的摩醯逻矩罗并不像乃父头罗曼那样好战,反而更注重内政。他把首都从塔克西拉南迁到奢羯罗(Sakala,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结果激化了厌达人与印度本土居民之间的矛盾。“摩醯逻矩罗”本身就是一个梵文名字,意思是“强大的民族”,所以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将它译作“大族王”。人如其名,摩醯逻矩罗本人不像以往的厌达贵族那样信奉萨满教,而是入乡随俗,皈依了印度的主流宗教——婆罗门教。他频繁地祭祀婆罗门教主神湿婆(Siva),以求赢得多数国民的支持。但婆罗门教与佛教无法兼容,因此摩醯逻矩罗采取了抑制佛教的做法。当时佛教在印度早已由盛转衰,许多僧侣不是远赴异国传教,就是皈依了更具印度本土色彩的婆罗门教,余下的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婆罗门教的影响,这一趋势是佛教和婆罗门教自身性质决定的,与“白匈奴”的征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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